民国大师列传22

梅贻琦（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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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时代

梅贻琦聘请了数位青年才俊进入清华执教，其实这也是顺应时代的需求。

卢沟桥事变爆发前，中国现代教育欠缺，大学数量极少，清华的教职人员多出自本校，因而形成了“我群意识”，特别是留美“少壮派”逐渐成为左右清华校务的中坚力量。

这个力量具有鲜明的排他性，凡非清华出身，或虽出身清华但与清华师生无密切联系者，不管借助何种力量入主清华，都会引起他们的警觉与心理反感，从而麻烦不断，几乎没有长久执柄的可能。

深知此要害的罗家伦，借北伐成功的威望和蔡元培、蒋介石之力进入清华，意识到这种状况不革除不足以立足，而清华也得不到好的发展，所以以生猛的“革命精神”打开门禁，大量延聘非清华出身者来校任职任教。这一做法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效，开创了新的局面，但仍未避免被清华师生合力赶出校门的命运。

02

梅贻琦长校，原本应该被清华“少壮派”忌惮，但这个时候，无论是世界局势还是国内情形都发生了巨大演进，人的思想意识也随之发生剧变，三年的留学生监督生活，也让梅贻琦开拓了眼界，对世界教育大势有了更深切的认识，同时，他对周诒春之后，特别是罗家伦、吴南轩等长校者走马灯似的被逐出校门的内在缘由，进行了深层次的思考并吸取教训，决定以学校与师生的发展和利益为重，摒弃老一套帮派势力做法和个人名利思想，顺势而行，为国家民族教育而争胜。

随着梅贻琦竭力扶持的“教授会”“评议会”“校务会议”三会制度，在清华园的重新确立与完善，以及梅贻琦本人的人格魅力，“清华人”逐渐感到学校是我们大家的，“谁都有一份儿”，于是不再过分拘泥于“非本校出身者不能到清华就职、任教”的思维，加之时代已呈现出“二千年未有的大变局”，归国留学生如通天河水滚滚而来，全国大学数量猛增，学生人数十倍百倍地迅速增长，学问道德皆一时之选的名教授成为稀有资源，出现了教授选学校、学校争教授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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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各学校教授的流动量很大，教授聘书的限期一般都是一年。聘书满期以后，学校和教授双方都可以自便。学校可以按自己的条件另聘教授，教授也可以按自己的条件另行应聘。“当时清华聘教授，有比较优越的条件，一是研究工作的条件比较好，有比较充足的图书仪器；二是生活待遇比较好，不欠发工资，住宅环境也好。因为这些方面优越的条件，清华吸引了很多比较有名的学者和科学家来应聘。”

除了依托庚款为后盾所具备的物质条件之外，清华还有一些独到的、合乎人性的地方，如教授的聘书虽然是每一、二年发一次，但“一般的教授都觉得自己的地位很稳固，不像有些大学，教授每到暑假都要惶惶不安”。更令教育界人士和清华教职员称道的是，清华采用国际通行特别是美国所用的教师进修制度，建立了带薪休假机制，并于罗家伦长校的1929年起开始试行。按照规定，清华教授任满五年者，得休假一年，如欲出国研究，除支半薪外，还补助路费美金520元，及每月研究费美金百元；如在国内研究，则最高可领补助费国币2400元；讲师以下教师亦可申请休假出国研究，唯补助路费及研究费不如教授优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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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贻琦长校后，把这一制度发扬光大，即使在庚款停付、财部延缓支付维持费，校内资金极度紧张的1932年和1933年上半年，梅贻琦仍于万难之中，想方设法送教授出国进修研究，且每年人数由七八人陆续增至十余人，至1936年，共补助70人，其中以教授人数最多。

对此，一度为清华历史系主任，后为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处长的蒋廷黻（fú）回忆说：“如果一个人为了拿薪水，就不必到清华。但是如果为了研究、写作、进修，他就会到清华来。”此外根据清华评议会所拟的规定，清华可以资助学者进修深造，这就使清华建立起一种看不见，但却极有效力的延揽人才的制度。在那段时日中，我们能够从其它大学中挖来著名学者，他们来清华不是因为待遇优厚，而是为了做学问。

这一举动，或如梅贻琦之子梅祖彦所说：“父亲深知在知识分子身上，既有崇高的爱国心，又有强烈追求学问的愿望。可以说，对知识分子心态了解之深，当时少有如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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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新变局和学校急需新型优秀人才的状况，梅贻琦打破过去分派划地的旧框框，在清华“三会”的基础上，复由教授会推举德高望重者组建了“聘任委员会”，专管聘任事宜，且彻底抛弃派系观念，全面实施开放政策。不管此人出身何处，来自哪门哪派，只要认为合乎条件并对清华建设有所贡献，一律按照聘任委员会制定的标准和程序予以聘请。

自1931年至1937年，共有190多位学者应聘到清华任教，其中清华出身者所占比例为49％，其他则属非清华出身者，包括外籍教授12人。而这190人，多数为梅贻琦执校期间，由聘任委员会所聘。教师入聘，须由聘任委员会严格筛选鉴别。学生入学，全凭考试成绩。梅贻琦尊重并遵守各会的规定，从不干涉，正如蒋廷黻所说：“一九二九年我到清华任教时，校中约有五百名学生，五年后，人数增加了一倍。每年录取的学生约占报考的十分之一。一般水准和入校比率自然都很高。学生们大多数都是一本正经的，他们深深了解对国家的责任，知道挤进清华大门之不易。只有极少数是例外，我敢肯定的说，不会超过百分之二三。”此处所说的“百分之二三”，自是指入校学生有不自觉、表现不佳或没有“一本正经”者，而非指走旁门邪道进入清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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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聘任委员会须遵行严格制度，梅贻琦与秘书约定，遇有教师入聘或学生入学，想走后门或向校长求情者，一律挡在门外。凡是“求情”信件，不必呈阅，也不答复，搁在一边，“专档收藏”了事。除非有特别情况和才华的师生，才破例或破格对待，但也要经过几道严格的合法手续方能完成录取或聘用，如青年才俊华罗庚，便是一个典型案例。

华罗庚进清华以及破格升为助教与教员、教授，先是由数学系的熊庆来、杨武之等人推荐，再由梅贻琦同意，最后由聘任委员会定夺，经过若干道关口才成正果。然而，所有把关者为这位天才的数学家大开绿灯，纯出于公心而非私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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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但如此，梅贻琦对门生故旧以及身边工作的同事搭档，同样一视同仁，在制度上不越雷池一步。后来做过新竹“清华”校长的清华校友徐贤修曾有一段回忆，意在说明此一问题。徐贤修说：“梅先生主张职责分明分工合作各尽其能。记得抗战前清华有过一段有意义的小插曲。当时清华总务长是一位很有声望而干练的‘回国学人’，对清华建筑和校务有很大的贡献，他要求校长聘他为教授，以‘重’视听，梅先生则认为学校行政人员与教授对大学而言，各有贡献，相辅相成，同样地重要，但是各有任务，职司不同，不可混为一谈。教授主要的任务在学术上的努力，研究讲学，孜孜不倦，始称其职，五十年前梅先生已有此卓识。结果总务长辞职而去，梅先生不为友情所动，不畏压力，择善固执，留人长思。”

清华制度主要是仿照美国大学设立的，对中国大学行政影响甚巨。除教授会、评议会外，自1928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并由国民政府接管清华始，至1937年卢沟桥事变南迁，国立清华大学校长之下只有两“长”，一为教务长，一为秘书长。秘书长即后来教育部统一各大学组织之总务长。但清华秘书长一职专任，直至北平沦陷亦未照部定组织改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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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考的史实是，初设秘书长始自罗家伦长校时代，秘书长为冯友兰，后为张广舆。吴南轩长校时代，秘书长为朱一成。翁文灏代理校务时代，秘书长为杨公兆。梅贻琦长校时代，秘书长为杨公兆、沈履。徐贤修所说的那位总务长，当是秘书长杨公兆。

杨公兆乃柏林大学地质学博士，是中国地质学泰斗翁文灏极为欣赏并带入清华且倚为左膀右臂的人物，年仅30岁即任清华秘书长。据清华档案馆留存的“员工名册”可知，杨公兆自1927年就进入清华，在工程学系任讲师、教授，后因故离开。

1931年二度进入清华后，任秘书长兼地理学系名誉讲师、土木工程系名誉教授。按杨公兆的学历与资历，在前述二系做个专职或兼职教授，正式开门课未尝不可，只因做了秘书长而不能转为教授开课，着实令人心情不爽。杨公兆离开清华后，转入国防设计委员会任调查处长，在矿产调查及原料与制造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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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杨公兆出走清华，是否缘于与梅贻琦之间掺杂了“友情”与“压力”，或与徐贤修所言不尽相同。无论如何，杨公兆离开了清华，再没回头。

以如此严格的规章制度与做法，作为学校掌门人的梅贻琦，得罪同事甚至要好的朋友自是不可避免，但对清华制度的坚持与各项事业的进步当是有益的，对国民党党部与政府的干涉校务，更是起了相当的限制与制衡作用。正如冯友兰所言：“在清华和后来的西南联大，没有靠政治力量进来的教授，也没有靠政治力量进来的学生。特务没有在学校公然活动，学校当局也没有报告过黑名单。这些情况，在当时的大学中，也还算比较少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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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折

教师队伍的重新融合与清华行政结构的改变，使校园内部派系意识和排他意识逐渐淡薄，旧有的圣约翰系、南开派、东南大学集团等陈腐狭隘的派系与观念，在奔腾的时代风云和激荡的革命洪流中成为过往陈迹，一个全新的格局也已经形成，清华迎来了它的“盛世”和“黄金时代”。而此时的梅贻琦给自己的定位是：“一个学校，有先生上课，学生听课，这是主要的。为了上课听课，就必须有些教具以及桌椅之类，因此也需要有人管这些方面的事。一个学校的校长就是管这些事的人。”

梅贻琦给自己的定位，自然是谦虚之词，但也透漏出他对教授的尊重和自身的胸襟。

梅贻琦是由清华的教员一步步干起来的，深知教员的酸甜苦辣、所思所想。因而，在“管理教具桌椅”的表面之下，自有他的抱负与主张。尤其在教育与具体教学这一个大板块内，经过几十年的国外学习、观察与国内实践、历练，特别是由作为留学生监督在美国三年的所见所闻，经过思考、消化、融合，渐渐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理论方法，并在长校后于清华校内强力推行实施，这便是著名的通识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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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张彭春任清华教务长时代，新制大学部不设系，不授学位，而将全部课程分为“普通”和“专门”两个阶段。梅贻琦本是张彭春改革的支持者，但后来的实践证明，张彭春的理念与方法都不得人心。在张彭春离开清华后，被选为新一届教务长的梅贻琦，不得不吸取前任教训，并对张彭春的方式方法做部分调整，最显著的一点是：采取美国流行的初级大学办法，新生入学第一年不分文实，各系学生一律实施通才教育，第二年起进入各自专业领域。各学科分为必修和选修二种，成绩以学分计算，视学生能力定高低，各系毕业学生至少须修满136个学分，土木工程学系单列。

如此改革的总目的，是让学生有较大的选修空间，但各系学生毕业之前，需要接受考试，考试及格，才能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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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个改革方案，梅贻琦于1927年12月学期即将结束时，在演讲中做了详细解释，再度强调学程改革的理由，他说：

“清华大学学程为期四年，第一年专用于文字工具的预备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普通训练，其目的是为了让学生勿囿于一途，而得旁涉其他学科，以综合连贯。第二年后，学生可以选定专修学系以从事于专门的研究，不过各系规定的课程，大多没有严格限制，在必修的课程之外，教授应多给学生时间，可以学习其他系的科目，以达到学识宽泛的目的。”

在谈到工程系学科组织与通、专教育时，梅贻琦说道：

“今日社会上所需要的工程人材，以普通基本的工程训练最为有用。本校设立工程系的初始就是以此为原则……今日中国工商界中，能邀请到固定从事这一行业的专家非常少，大多数只能请到一个工程师，希望他无所不能。所以，本校设定的工理学程中，认为普通的基本训练比繁细的专门研究更为重要。”这就是梅贻琦“通识教育”形成的雏形或称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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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梅贻琦以校长的身份和地位，对这一理论做了进一步深化、完善与推广。如这年5月底，在总理纪念周会上，学校邀请刚从西北科学考察返平的著名地质、地层及考古学家袁复礼，以及清华土木工程学系主任施嘉炀对师生演讲。梅贻琦于致辞中，特别强调“通识教育”的意义和学校当局的苦心，他说：“这三个月里诸位听了这么多次的讲演，对于各学科要点，已得到不少的了解。本校举办这些系的目的，固然是希望学生能获得一技之长，长期立身致用于社会。同时盼大家在注意本系课程之外，于其他学科也要有相当认识。有人认为学文学者，就不必注意理科；习工科者就不必注意文科，这种认知过于狭隘，学问范围应该宽泛，这样才可以使学生们对于所谓的人生观，得到一种平衡不偏的观念。对于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变迁，也有一种相当了解。如此不但使学生们在生活上增加意趣，就是在服务方面亦可以加增效率。这是本校对于全部课程的一种主张，盼望大家特别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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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通”与“专”的选择和排序上，梅贻琦认为应该先通后专，即“通识为本，专识为末”，尽管这八字方针直到抗战期间的西南联大时代才正式提出，却是梅贻琦融合中西文化并经过长期思考、实践后结出的一个硕果。这个硕果的萌发与蒂结，就外界而言，是受欧美教育界的影响；而内部的关系，则与梅贻琦的老师张伯苓创办南开学校，一度受到有识之士的批评与刺激相关。

张伯苓属于从草根阶层成长起来的实干型人才，私学未读几年，后又入行伍当海军，继之投身于教育，自身并不具备深厚的人文素养。面对民族危机和列强步步进逼，他倾向于相对功利化的教育模式，加之私立学校经费限制，人文关怀以及与之相关的教育课程，就成为了可有可无的边缘化装饰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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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轻视人文学科的办学理念与做法，曾受到南开内部人士的批评，据邢公畹教授说：“张伯苓校长早年办大学，重理工而轻文史的情况很严重，有见地的又极受校长器重的化工系主任张子田教授，为此深感遗憾，乃至当面批评张校长，认为从一个办教育的人来说，这是一种破坏学术界‘生态平衡’的短见。”

当年被张伯苓招到南开去的几个留美博士如蒋延黻、何廉等，都对此有所体会与论述。蒋延黻认为张伯苓是一位杰出的实干家，但对学生智力方面似乎不太注重，对精细的科学与人文学科似乎有点茫然无知，或从内心里不感兴趣。蒋说：“记得某次经济学家何廉博士出席教授会议，会中极力强调统计数字的功用，张伯苓问他：‘你用这些数字干什么？’何廉回答说：‘我的统计研究可以帮助我们用科学方法复兴中国。’张伯苓又说：‘你的方法常使像我这样的人用显微镜找象。如果你要想知道我们能在中国做什么，我觉得所有的事我们都可以做，而无需去精研这些数字。例如：我们欲想从城里修一条公路到校区，难道也需要统计调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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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廉博士不仅是经济学家，他还曾一度被当作张伯苓嫡系的接班人而出任南开大学校长，对于蒋廷黻的看法，他说：“南开领导人张伯苓和北大领导人蔡元培、胡适有个性的不同。……他不是，也从不要求做一个书生气的人或者一个训练有素的院士。他不欣赏自由教育，事实上在南开大学的课程表中看不出自由教育来，他的定向是鼓励职业的、实际的和技术性的学习。他承认一些人文科学课程的必要性，但认为在中国急需有实际训练的人才之时，如果将人的一生消耗于这些人文科学的学习与研究上是没有意义的。”

蒋廷黻与何廉等都意识到南开大学的课程有修改的必要，特别对人文社会科学更要加以重视，并一度得到张伯苓默许着手改革，但拘于天命人事未能成功转型，其结果是导致了由教务长凌冰氏延揽的如梅光迪、蒋廷黻、李济、李继侗、姜立夫等一流人才教授相继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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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批学者或转赴清华、北大，或飞往美国高校任教，盛极一时的南开大学到了抗战之前的几年，教师阵营趋于衰落，与北大、清华的差距越拉越大。这一点，聪明过人又见过世面的张伯苓看得清楚，但由于阶层、历史和个人学识、成长经历以及经费的局限，使他仍不能认识人文学科于大学，特别是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重要性。而作为张门子弟的梅贻琦，因有国外留学与国内实践的历练，不但看得清楚，且在相互比较考量中，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深爱的母校南开大学人文学科的缺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事实和错误。

因而，梅贻琦在清华做教务长的时候，就注意到此点并加以弥补。而当他执掌清华校柄后，所追随的是蔡元培的办学理念，而非张伯苓的办校方针。对此，他说：“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随蔡元培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的使命。……此昔日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所以为清华，正应于此注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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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举正是亚里士多德“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精神的延续。正是本着这一育才理想，在梅贻琦主持下，清华自1932年新学期开学始，教务处根据评议会决定，对学生课程予以调整，并根据“通才教育”原则，为新生设立了共同必修课。其课程与门类如下：

第一年，文、理、法三院不分院系，工学院分院不分系。

文理法三院新生入学后必修下列五门课程：（一）国文，（二）英文，（三）数学或逻辑，（四）中国通史或西洋通史，（五）自然科学。五门课程除国文、英文，其他各科如第一年未修，可于第二年内选习。

工学院一年级学生必修课程七门：（一）国文，（二）英文，（三）普通物理，（四）微积分，（五）普通化学，（六）工程画，（七）铸锻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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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通才教育”理念与规则的实施，其效果如冯友兰所说：“在当时也有一定的影响。当时的想法是，大学，特别是其中的文法科，首先要把学生培养成全面发展的‘人’，其次才是成某一方面的专家。……具体措施是，着重所谓公共必修课，主要的是文学、语言的训练和历史及一般文化知识。在文学院，第一学年课程，各系都是一样。到第二年才逐渐分系。到第三第四年，各系的课程才完全分开。这对于学生的所谓‘基本功’的训练，有一定的好处。”

冯友兰说这个话的时候，是20世纪60年代。清华校友、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秦泗钊博士也曾言：“冯在1962年说有一定好处，是当时发表看法的套路而已，已经不易。”秦泗钊所言自有道理，不过就梅贻琦长校时代，关于“通”还是“不必通”的问题，也曾在清华师生间引起过热烈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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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专之辩

清华工学院建立后，入校新生开始还能硬着头皮攻读规定的文科课程，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专业课程的增多加重，各系主任与教授认为课程设置的不合理，要求校方尽量减少“通识”课程，增加“专业”课程。早已烦躁不安的学生也借机跳将出来，站在教授一边摇旗呐喊。

当时的状况就如蒋廷黻所说：“为了行政和教学的需要，清华设四个院：文、理、法、工。法学院内有经济、政治、社会、法律等系。在战前，我就已经看出，理工逐渐抬头，而文法渐趋没落的倾向。甚至我们在文法学院教书的人，也都认为这种倾向是对的，因为我们深知中国需要自然科学和工程学。我们绝不想去与自然科学争长短，更不想阻止其发展。然而，在校内却存有冲突，这种冲突不是在课业研究方面，而是在专门程度方面。自然科学家和工程学家们希望高度专门化。他们希望学生在入校第一年中就开始接受专门课程。我们教文学和社会科学的同人却希望晚一点开始专门课程，要多授一些普通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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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新情况，梅贻琦与评议会必须表明态度，否则很有可能发生局部冲突。在这两股观点中，梅贻琦更倾向于蒋廷黻及文科同人的观点，认为设置大一新生必修课，可达到以下四个有利目的：

一、使学生求得关于自然、社会和人文方面的通识；

二、使学生取得入各学系共同必需的工具知识；

三、使学生受到所谓的“思想训练”；

四、使学生有一年的时间来从容考虑和选择将入何系的问题。

为使理工科特别是工学院师生转变对“通识”，或者说是“通才教育”的误解与抵触情绪，校方多次邀请不同学科名流前往演讲，以期使学生对各门科学与文学艺术有一个广泛了解，开阔眼界，扩增思维方式与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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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如此一番良苦用心，文法学学生多表示欢迎，理学院学生大多有所转变，部分认为对学业和日后发展较为有利。唯工学院大部分学生仍不买账，坚持摈弃“通识”而注重“专门”课业的修学。这一种坚持并不是师生故意与梅贻琦或评议会作对，而是工学院课程门数较多，学生感到压力大、负担重，且半数以上是自然科学技术基础课，须花费很大力气才能顾及全面，因而引发了多数学生对“通识教育”课程设置的不满。

此种情绪冰积泉涌，由私下议论抵制和跟着教授摇旗呐喊，直至发展到公开在报刊上撰文与校方叫板对垒。一位署名“新人”的工程生，在《清华副刊》发表文章，公开质疑“通识教育”的合理性。认为清华一年级“通识”课，早在中学时代已经学过并“大考”过，此为一种“重复”，对学生来说，这种所谓的“科学的训练”，实在是“一种损失”“无用的消耗”和“浪费精力的苦恼”。不仅如此，由于大一这些无聊的课程浪费和空耗了学生精力，“无异于将大学的修业年限缩短了一年，这更是一种极大的损失。……一样的四年毕业，自然要比旁人少学东西了。况且我们知道，少学点普通东西，自修是很容易的，少学些专门学识，自己研究起来就要大费困难，这都是这种制度的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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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新人”的质疑和批评，有学生不以为然，起而辩之。一个自称“旧人”的学生撰文反驳道：与所谓的“重复”恰恰相反的事实是，“在去年一年级学生中，第一学期物理不及格的有二十几个，成绩差的有七十四个，这都是志愿入理工学院的，他们对于物理当早已有相当的认识，结果尚且如此，如何可以说‘记得差不多’？”

“旧人”对于“新人”以为文法学院的学生不需要“科学的训练”，并认为是“无用的消耗”，表示不敢苟同。“旧人”辩驳说：“学习自然科学的目的是使你有清明的头脑，用分析的方法对待一切学问，它只是一种科学的‘训练’，而不是‘研究’。数学或逻辑的目的，也与此相类。同样，人既然是社会中的动物，哪能一点儿不懂社会的演进？所以通史也是必需的。谈到国文，去年的新生中竟有不知‘宵小’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的人，真乃可惊可叹。如此这般，国文也是必需的。工学院的学经济，我不愿在这里多说，因为这是一件很明显的事实，谁见过不懂经济的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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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有些学生所认为的由于空耗精力而比其他大学少学东西的论点，作者“旧人”认为“这是事实”，因为近来高中毕业生的知识水平确实低些，他们入清华后，有的固然知道选定系别，有的却不知道他们自己究竟应当入哪一系，也有始终不知自己性情如何，马马虎虎混下去的。由此看来，不分院系是必然的趋势，况且学一些普通常识，对将来的生活也是有帮助的。再进一步说，各大学的课程，并非从一年级到四年级全读的是本系课程，其间对于外系课程，很有选择的余地。如果怕这种‘专门知识’不够，尽可以利用这种选修的学分，结果也不至于比别人少学。

最后，“旧人”的结论是：“不分院系的问题，在学校议决后就有反对过，然而根据我所知的第九级级友的感觉，并不以此为不便。虽然同其他大学同年级的课程比起来，似乎有点相形见绌，然而最后的结果，我们是绝不弱于他们的。”

这位号称“旧人”的作者没有透露来自于哪个院系，从文字上推断当属文法学院，而身为文学院学生的可能性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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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的校务历练经验，加上前几任校长被清华师生驱逐的前车之鉴，令梅贻琦长校后对校务处理特别小心慎重，每当遇到事时都会多方考虑，绝不轻率表态，且大多采取“从众”的态度予以处置，因而被师生称为“寡言君子”。

如今，面对师生两股力量的观念冲突，梅贻琦除了慎重地吸取当年张彭春课程改革失之偏激的教训，再度召开评议会，就某些地方予以调整，以缓和工学院师生的不解甚至不平。其调整要略为：文理法三院，原规定属二年级课程的经济学概论与普通化学对调，以减轻学生压力。工学院必修课程如一年级未修完，可于第二年继续选修。同时，对另一门课程做了调整。结果是如蒋廷黻所说：“经过一番折衷妥协，才算解决。”

与张彭春当年的改革不同的是，这个“解决”，并不意味着梅贻琦对“通识教育”理念以及制度贯彻的退避与放弃，而是使其更能与本校实际情况相结合，走出一条为全校师生所喜闻乐施的“通识”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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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后，梅贻琦于平津沦陷、金陵瓦解，国家艰危扰攘之际，率领师生南驰苍梧瘴海，转徙于蒙自滇池之区，乞食于西南天地之间，再次就这一问题做了深入反思与论述，在坚持“通识为本”的同时，也使这一理念与制度得以更全面的贯彻实施。此一壮举，正如何炳棣（dì）所言：“30年代清华文法教研的勃勃生机，必有赖于背后的治学理想，而此理想梅校长迟迟于1941年《大学一解》论文中始阐述其要。”

在《大学一解》论文中，梅贻琦说：“现在人谈教育，动不动就说通与专的两个原则，一则曰大学生应有通识，又应有专识；再则曰大学毕业的人应为一通才，也应该为一专家，故在大学期间就要通专并重。这些原则固然可以略微挽救当下高校过于看重专科的弊端，但都不能充分发挥大学应该有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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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通”和“专”这一对矛盾的解决之道，梅贻琦首次道出了心中酝酿日久的想法：

我认为大学期间，通专虽然应该兼顾，但重心应在通而不在专。换句话说，必须一反目前重视专科的倾向，才于民有利。我们的社会生活大于社会事业，事业不过为人生的一部分，其足以辅翼人生，推进人生，这虽然是事实，但也不能将全部人生寄寓于事业。

通识，是一般生活的需要，专识，是特种事业的需要，通识之用，不仅仅在于修养自身，也用来与别人沟通交流；因此应该通识为本，而专识为末。如今社会所需要者，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如果任用那些缺少通识基础的所谓专家治理国家，不仅不能使百姓面目一新，反而会对他们造成困扰；何况大学只有四年时光，既要有通识的准备，又要有专识的素养，两者之间又不能有高低之分，就算极聪明的学生，也力有未逮，更何况普通的学生呢？所以我说通专并重并不是最恰当的方法；偏重专科的弊端必须革除，但是兼顾通识与专业的做法也是难以执行的。因此坚持通识重于专业的原则才是可取的。

28 杀青段

这段话是梅贻琦一生中极其重要的教育思想与治校纲领。其“通”与“专”、“新民”与“扰民”的学说，更具体地展示了梅贻琦以育人为本，以人于自然社会生活本身为轴心和重点的教育宗旨。

作为一个伟大的教育家，梅贻琦所具有的世界前瞻性眼光与不凡境界，非一般书生、学者、教育家，甚或自命不凡的官僚政客所能望其项背的，诚如清华校友、著名史家何炳棣（dì）所言：“我国20世纪论大学教育以通识为本、专识为末，从未有坚毅明通如梅师者。梅师长校之初即提出含有至理的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唯大师始克通专备具，唯大师始能启沃未来之大师，此清华精神之所以为‘大’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