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922年，一位名叫朱莉特·布雷登的外国游客在游览北京后感叹道：“沦陷前（即义和团运动前）崎岖不平、未加铺设的街道上挤满了驴子、骡车和骆驼队，而今日平坦的通衢大道代替了往昔的一切。”的确，与清末“晴天一身土，雨天两脚泥”的古城北京相比，20世纪20年代北京城面貌为之一新。曾经污浊的沟渠疏浚了，梗阻于城市中央的皇城打开了，光秃秃的道路两边种上了行道树……北京经历着从一个封建都城向近代化城市的第一次转身。这一切都得益于时任国民政府内务总长朱启钤qián的大力推动。“改变了用途，保持了风貌。”百年后，朱启钤对北京城市的改造，仍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城市规划中的经典案例。
打通皇城
2、在象征着皇权的皇城里修修改改是一般中国人不敢想象的。然而，朱启钤就是这样一个敢“在太岁头上动土”的人。旧时，北京城有外城、内城、皇城、紫禁城——四重城垣yuán。据《大清会典》记载，皇城南起天安门，北到地安门，东起东安门，西到西安门。也就是今天南起长安街，北到平安大街，东起南北河沿——今皇城根遗址公园，西达西黄城根一线的广大区域。
帝制时代，普通人是不准进入皇城的。如果有人要从西面的阜fù成门到东面的朝阳门，只能绕着城墙走半圈。据说，清末管得不那么严了，普通人戴个假官帽子，也能从景山前面混过去。
3、营建北京城时，设计者把紫禁城包裹在一圈一圈的城墙中是出于保护皇家安全的目的。然而，随着北京人口的增加和交通的繁忙，皇城已经成为堵在北京城市中央的一个巨大的障碍。
1912年，袁世凯把总统府搬进中南海。传说香妃居住过的宝月楼，在朱启钤的主持下被改造成总统府的正门，名曰“新华门”。为了方便出入，宝月楼前原有的一段皇城城墙被拆除，楼下辟为车道。为了挡住路南的破烂民居，朱启钤在路边修筑了一道花墙。这道花墙，至今仍矗立在新华门对面。
4、为了方便交通，朱启钤对天安门前的区域也做了一番调整。旧时，天安门前并不是广场，而是一个呈“丁”字形的狭长空间。天安门与正阳门之间有大清门，位于现在毛主席纪念堂的位置。民国后，大清门改称中华门——在1959年扩建天安门广场时已被拆除。天安门与中华门之间，由东、西各144间廊房连接。这组廊房被称为“千步廊”，是内阁议事、办公的地方。
千步廊在天安门前折向东、西两侧，与太庙前的长安左门和社稷坛前的长安右门相连。长安左右门都是三阙券门，于1952年被拆除，旧时文武百官上朝经过长安左右门进入皇城，无论爵位多高、官多大，到了这里都要下马下轿。
这张照片是在正阳门城楼上向北拍摄的。此时天安门前的千步廊已被拆除，这里成为一个广场。广场中间是中华门。中华门至正阳门之间的棋盘街增建了两个花园。远处北海白塔、紫禁城角楼、午门、西华门、东华门等清晰可见。
5、清乾隆年间，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之外约五百米，又修建了东、西三座门——于1950年被拆除，位置分别在南池子和南长街南口靠外，横跨长安街。民国初年，千步廊已经破败不堪。为了打通长安街，朱启钤大胆地决定拆除千步廊和东、西三座门的卡墙。从此，才有了“神州第一街”——长安街。
在此之前，国民政府内务部已经先后在长安左门、长安右门、东安门、西安门、地安门等处的皇城墙上开了豁口。这些地点就变成了我们现在熟知的地名——南池子、南长街、厂桥等。有了这样一番改造，封闭了几百年的皇城第一次可以任北京市民自由穿行了。
6、朱启钤初试牛刀，赢得了后世学者的广泛赞誉。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张复合认为：“封建时代，北京城市规划以皇城为中心，为皇权服务。民国后，皇帝没了，北京的城市功能也发生了变化，做出相应的调整是必然趋势。”难能可贵的是，朱启钤在京城改造中非常注意古都整体风貌的和谐。改变功能的同时，也保持了古都的风貌。
至今，我们再看南池子和南长街的门洞设计，也觉得它与城墙相得益彰。一个从未读过洋学堂的传统文人，怎么会有这么先进的城市规划理念呢？年轻时曾做过朱启钤秘书的刘宗汉认为，这与他的从政经历密不可分。
7、朱启钤曾做过北京内外城巡警总厅的厅丞。旧时，中国没有市政的概念。清末西风东渐，清政府设立了巡警部。当时的警察管的事特别多，既管城市治安，又管清扫街道；既管通泄沟渠，又管卫生防疫；既管食品安全，又管公共工程建设，跟现在的市政府差不多。
当年，朱启钤在大栅栏shí lànr推行单行道，肃王善耆qí的福晋违反规则，他罚了福晋银圆10元。事后肃王听了也心服口服。这才使单行道在京城顺利实施。民国成立以后，朱启钤前后出任交通部长和内务总长，北京的市政建设正是他的分内之事。
8、朱启钤一生享年极长，经历清朝、北洋、民国、日伪、新中国5个时期。由于他被认为是支持袁世凯复辟的“七凶”之一，早早退出了政坛，因此后世对他的记叙和研究并不多。朱启钤到底是怎样一个人？曾与他朝夕相处过几年的刘宗汉用“古板”二字来形容。20世纪50年代，北京人艺第一次排演《雷雨》。当年饰演周朴园的郑榕，不知道该怎么塑造这个人物，于是就和饰演繁漪yī的吕恩一起到朱启钤家体验生活。那时，朱家依然保持着旧式家庭的规矩和生活习惯：帘幕重重，花团锦簇，前呼后拥，吃饭时儿媳侍立一旁不得入座……“戏里郑榕喊：来人呀！跟桂老（指朱启钤）一模一样。”刘宗汉回忆。
朱启钤显然是一个复杂的矛盾体，他既保持着传统士大夫的古板，又毫无藩篱地吸收着西方先进思想。在他主政的几年，北京城完成了从中古城市到近代化的第一次转身。
成立京都市政公所
9、为了更好地改造北京城，朱启钤成立了一个专门负责“督办京都市政事宜”的机构——京都市政公所。
前清时期北京没有专门的城市管理机构。京师地区的户籍、卫生、治安、交通等管理机构分属于不同部门。其中，内城由步兵统领衙门掌管，外城由五城察院、兵马司掌管，远郊地区则主要由顺天府率大兴、宛平二县掌管。明清时期，北京的职责就是拱卫皇室，安定畿辅。这样的机构设置，充分体现了当时北京的功能定位。
10、但是，随着北京人口激增和平民社会的兴起，这种管理模式已经无法适应社会发展了。1906年，当京师设置内外城巡警总厅后，北京地面上的治安、卫生、消防、征税、人口普查、食品安全……一股脑儿都交给了巡警总厅。可以说，当时的警察厅扮演着市政府的角色。做过内外城巡警总厅厅丞的朱启钤深知，随着北京的发展，警察决不可能承担全部市政管理的职责。在递交给大总统袁世凯的提议中，朱启钤强调了建立地方市政机构的必要性。他认为，内务部应该负责关系到全国大局的事务。让内务部这样一个中央机构参与地方管理，既负担沉重，又缺乏效率。
11、在朱启钤的推动下，1914年6月京都市政公所成立。市政公所下辖4个部，部下又设处，各处负责的工作包括审核账目、做预算、制作地图、设计城市街道、建筑道路桥梁、对外宣传等。北京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王亚男博士认为，京都市政公所已经具备了市政府的雏形。它不单肩负着规划、建设北京城的责任，还负责税收、发行债券、兴办慈善事业和管理医院等许多职能。中央公园的改建，就是京都市政公所一手操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