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放逐为什么是可怕的惩罚

01、按理说，象刑确实只是一种象征性惩罚，不必坐牢、不疼不痒，似乎心理强大一点、脸皮厚点，也就过去了，对人造成不了实质性伤害。实际上，象刑可不是不疼不痒的惩罚，它的本质其实是一种变相的内部放逐。

从孤立到放逐

02、今天的人也许不太能理解放逐的意义，会想放逐有什么了不起，不跟你们混了，换个地方从头来过，我还落得清静。首先，我们可以通过个人经验来理解放逐。很多人都听说过，甚至经历过校园霸凌现象。校园霸凌不一定表现为暴力形式，最常见的形式是孤立，比如全班多数人，甚至所有人串通起来，不和某个同学说话、交往。成年人当然觉得这无所谓，反而乐得清静，但对于小孩子来说，班级的社交圈几乎就是他社交圈的全部，他会极其在意来自同伴的评价，努力地和同伴们在方方面面保持一致。一旦有什么明显的不一致，就很容易被群嘲、被孤立。如果全班都穿运动鞋，只有一个同学穿布鞋，他要面对的后果将是灾难性的。所以小孩子向家长要钱买东西时，最常见的理由就是"大家都有"，而家长最常用的回答是"凭什么别人有的你就一定得有"。这些家长都忘了自己当初是怎么从小孩子成长起来的了。

03、荀子如果有机会读到《红字》，一定不会再认为象刑属于重罪轻罚了。至于今天的我们，只要想想在一所小学里，如果同学们都穿着学校规定的干净整洁的所小学里，只有一个同学每天都穿得肮脏邋遢，他会被排挤和奚落到什么地步。同样地，在人类社会早期，处罚本族成员，最狠的办法不是杀，而是放逐。这种放逐，不是把人流放到某个特定地点，比如西伯利亚；也不像古希腊，城邦林立，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放逐，是把人驱逐出族群。对于原始部落来说，外面的世界就是毒蛇猛兽和异族敌人，充满凶险和恐怖。本族人不忍心施加的惩罚，会假手大自然和外族人去做。放逐的本质，就是最彻底的孤立，最残酷的谋杀。

04、《旧约·创世纪》里，该隐和亚伯的故事就特别有人类学的解读意义。该隐和亚伯是亚当和夏娃的儿子，该隐嫉妒亚伯，谋杀了他。上帝对该隐的惩罚是让他"流离飘荡在大地上"，其实就是放逐的意思。该隐不服气，觉得上帝判得太重，自己吃不消。如果我们站在上帝的角度，一定会对该隐说："杀人偿命，何况你谋杀了自己的亲弟弟，罪大恶极，没判你死刑就算法外开恩了。现在没打你，没骂你，只是放逐而已，你竟然还嫌判得重？"但上帝竟然体谅了该隐，被他这么一申诉，还真的变相给他减刑了。

05、我们也来体谅一下该隐好了：在那样一个蛮荒时代，一个人被同伴们抛弃，独自面对广大而未知的世界，太惨了。人必须在群居中协作，才能在自然界中生存，单个人几乎谈不上任何生存能力。人之所以特别害怕孤独，是亿万年的进化史牢牢写进基因里的。所以，根据《尚书·尧典》的记载，舜的时代有所谓"四恶"，是社会上最坏的四个人，最终被放逐到不同的地方。而象刑，其实就是惩罚程度稍微弱一级的内部放逐。

战国新时代

06、荀子之所以不能理解象刑的意义，是因为他所生活的战国时代，社会规模已经变大很多，人口流动性特别强，象刑背后的逻辑已经无法适用了。如果荀子做了杀人放火之事，政府对他处以象刑，让他穿上一件没有领子的红衣服，他转身就可以把衣服一换，坐车出国，在崭新的群体里开启崭新的人生。

07、荀子对象刑的不理解，恰好可以说明战国的时代特色。要管理新时代里的新社会，应对新的国际格局之下的新压力，刑法思路肯定要变。兜了这么大一个圈子，再回头看李克的《法经》，现存的条款里，一切惩罚全是实实在在的大杀大砍，并且还要株连亲人。这就意味着，在新的社会格局里，人们的荣誉感和羞耻心已经淡漠，士大夫并不比平民更有高贵感，大家看重的都是真金白银的利益，惧怕的都是刀砍斧剁的伤害。这时候回看一下豫让，简直是旧时代的最后一片霞光，璀璨得让人伤感。就算他太走极端，就算他多少有一点矫揉造作，我们也更容易宽容，在宽容之外生出欣赏的态度。那么，李克施行这样的严刑峻法，对于战国这样的时代有没有用呢？

08、乱世都有一个共通的特点：不怕死的人多了，不怕死的人的成功机会也多了。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横竖都是烂命一条，为什么不去铤而走险搏一搏呢？《老子》中有一句名言："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当时的统治者听到这句话会怎么想？其实，他们不会认为严刑峻法不管用，因而把政策调整得温和一点。相反，他们的真实反应是这样的：不怕死有什么了不起，比死可怕的事多着呢。

09、于是，战国时代的政策会向着三个方向发展：

第一，让死变得更残忍。五刑已经很残忍了，在五刑的基础上，又发展出了所谓"具五刑"，也就是在犯人身上轮流用五刑，等把他折磨够了，最后才砍头。砍头之后，剩下的身体还要在大庭广众之下被剁成肉酱。后来还有车裂、凌迟、煮刑等。

第二，株连亲属。就算一个人既不怕死，也不怕虐杀，总会心疼父母和老婆孩子，所以株连政策总能把这种人吓住。

第三，如果一个单身汉了无牵挂，株连亲属吓不住他，那还有全乡全族的连坐政策。只要一个人犯法，就杀光他的全乡全族。没错，他是可以不在意这些人的性命，但这些人都会在意自己的性命，所以平日里会有足够的动力来观察本乡本族的异动，发现苗头就立刻制止。

10、乡是行政区划概念，族是血缘聚居概念。在人口流动性增大之后，一个乡的人未必沾亲带故，即便这样也要被牵连。同族的人未必住在同乡，哪怕走动不多，也要被牵连。李克这是用上了"立体交叉火力",最大限度地规避百姓犯法的风险。李克的连坐办法后来被商鞅发扬光大，再往后的两千多年间，历朝历代或多或少都有继承。这当然很野蛮，但即便是很有儒家或道家风格的皇帝，也很难把它废除。

野蛮的连坐制度为什么难以废除

11、连坐制度为什么废除不了，废除的阻力在哪，其实是一个管理问题。某种程度上来说，连坐是一种很有效的预防违法的组织管理方式。

猜忌的用处

统治者总会面临信息不对称的难题，怎样才能让信息的传递过程高效而不失真呢？在古代的科层制管理结构里，信息传递的节点太多，欺上瞒下的事情很难免。最容易想到的对策就是特派员制度，皇帝直接委派一些人亲临一线，考察实际情况，直接向自己汇报。

12、问题是，就算这些人全都忠心耿耿、尽职尽责，但皇帝毕竟不是超级计算机，很难承受得住这么大的工作量。这种时候，连坐制度的优势就显现出来了：所有人都有双重身份，既是臣民，也是特务，你监督我，我监督你。每个人都要监督很多人，每个人也要被很多人监督。这样一来，皇帝的管理成本当然锐减。因此，来自皇帝的顶层制度设计通常会有一种拆散团结、鼓励猜忌的倾向，而最有意思的是，在团结和猜忌之间巧妙地拿捏分寸。

13、比如打仗时，同一个小组的成员应该齐心协力，为战友两肋插刀。但律法规定，如果有人违法，其他人都有检举揭发的义务。否则，案发之后就要连坐。在正常的人类感情里，如果想到自己会因为一点小事情就被战友检举揭发，恐怕很难在战场上生出与他生死与共的心。但战友若不这样做，就会招致严刑峻法的制裁。所以不难理解，假如法律的约束力稍有松动，彼此心存芥蒂的战友不再因为惧怕连坐制度而刻意保持团结，这就导致昨天看上去还众志成城的队伍可能突然就散掉了。

14、1975年，湖北云梦县睡虎地秦墓出土了大量竹简，其中很多都是法律条款和行政公文，有一条法律是这样说的：如果有贼人闯进了某甲的房间，打伤了某甲，某甲大声呼叫，那么街坊四邻都有出手相救的义务，否则就要受罚。还有一条：如果有歹徒在路上伤人，那么百步之内的人都必须冲过去救人，否则就要受罚。这就意味着，见义勇为变成了当时法律规定的硬性义务。我们会发现一个不知道到底算不算严峻的问题：如果道德问题通通变成法律问题，道德也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一个彻底没有道德的社会，到底好不好呢？一个彻底没有道德的社会，能不能维持下去呢？我们不妨推测一种极端情景——战争。

战场上的同生共死

15、战友如果做不到同生共死，仗当然打不好，这很容易理解，所以连坐制度逼着他们同生共死。在连坐制度出现之前，战场上的同生共死，曾经只是一个道德问题，它并不是法律的硬性规定，而是来自贵族武士心中的道德感、荣誉感。虽然春秋时代的特点是礼崩乐坏，但其实礼并没有完全崩，乐也并没有完全坏，古老的贵族精神依然随处可见。即便到了春秋时代的末期，贵族的荣誉感依然在社会上发光放彩。

16、前文在讲到智瑶和韩、魏两家的族长乘坐战车，视察前线的事时说过，一辆战车定员三人，分别是驾驶员、弓箭手和长戈手。这样的组合，近距离可以劈刺，远距离可以射杀，周围的步兵还可以用战车来做掩护。春秋时代的车战充分洋溢着武士道精神，同一辆战车上的三名战友以同生共死为最高追求，一旦有一个人战死，另外两个人如果不想失去贵族荣誉感的话，就必须和敌人拼命，决不能活着回去。

17、公元前487年，吴国北上进攻鲁国，一战之后，吴王看到鲁国军队里有同车三人一起战死的情况，由此判断出鲁国的武士道精神没垮，就不想再打下去了。三年之后，鲁国又和齐国打仗，鲁国贵族公为有一个宠爱的小男生，名叫汪锜，两个人同车出战，一道战死。汪锜还未成年，依照礼制，葬礼规格低，但鲁国人征求了孔子的意见，专门为汪锜破格，用成年人的葬礼规格安葬了他。(《礼记·檀弓下》)

18、在道德环境下，对于道德行为并没有硬性要求，同乘一辆战车的战友就算有活着回来的，虽然会被鄙视，但不会被治罪，连象刑也不会有。而如果完成了道德要求，同生共死，就会赢得荣誉，获得表彰。就像今天的社会，对于见义勇为并不强求，但如果有人见义勇为了，就会受人敬佩，甚至获得政府颁发的见义勇为奖励。

19、但法家治军，对同生共死的问题并不考虑荣誉感，只需要权衡效益。我们可以看一下《商君书》，这部书的主要内容是商鞅写的，其中也掺杂了其他法家人物的手笔。《商君书》中提到了军队编制中最小的组织单位：伍。伍是步兵编制的最小单位，顾名思义，五个人组成一伍。打仗时，这五个人必须全力协作，互相保护，谁都不能死，如果死了一个人，另外四个就要受刑。

20、规定到了这一步，看上去只是把传统的武士道通过法条硬性规定下来，但商鞅显然觉得这样不划算，所以这条法令还有下文：如果另外四个人能取得一名敌人的首级，就可以免罪。(《商君书·境内》)

车兵和步兵

21、前边讲到同车作战的战友，最多只有三个人，为什么到了商鞅这里，就变成五个人一组了呢？是战车变大了吗？并不是，车兵都是三人一组，凡是五人一组的，都是步兵。步兵虽然并不是新兵种，但地位一直很低，对于地位低的人，本来就没有那么多荣誉感方面的要求。公元前541年，晋国和狄族人打仗，正式交锋之前，晋国军官魏舒认为必须改变打法，因为对手都是步兵，自己这边是车兵，而战场地形逼仄，车兵施展不开，所以车兵应当下车，组成步兵阵型攻打对方。

22、具体的改编方式，叫作"五乘为三伍"，五辆战车定员十五人，下车编成三个伍，每伍五个人。这对车兵来说有失身份，所以有的车兵拒不下车。魏舒把抗令的人杀掉示众，这才使车兵变步兵，打赢了这一仗。(《左传·昭公元年》）这位魏舒，就是魏文侯的四世祖。在魏舒生活的时代，乃至更早的时代，步兵的存在感很弱，甚至都没有独立建制，仅仅作为战车的附属而存在。晋国因为经常要和山区的狄族作战，被迫发展出了独立的步兵建制。而中原诸侯之间的常年征战，车战才是主旋律。

23、在广袤的平原上，几百上千辆战车像集群坦克一样往来厮杀。考虑到一辆战车由四匹马来拉，冲击面甚至还要超过坦克。屈原的《国殇》这样描写车战场面："操吴戈兮被犀甲，车错穀兮短兵接。"这就是成语"短兵相接"的出处。这个成语常被误解，认为"短兵"指的是刀剑之类的短兵器，其实刚好相反，它指的是戈这种长兵器。所谓"短"，只是相对于弓箭这种远程攻击武器而言的。

24、战车有一种特殊的设计，车轴并不是两端连上车轮就好了，而是延伸出去很长一截。延伸出去的这一截，在战车飞驰时，既是两根挥舞如飞的大棒，可以有效地攻击敌人，也是很好的防御武器，避免敌人的战车太过接近。自己的战车和敌人的战车交错而过，就是屈原所谓的"车错穀（gǔ）"，因为双方的战车都有这个延长出来的车轴，所以彼此必须保持一段距离。这个时候，双方战车上的"车右"，也就是右边那个手持长戈的武士，舞动长戈做出近距离的攻防，这才是真正的短兵相接。车战给我们留下的词汇还不只"短兵相接"这一个，今天仍然常用的"周旋""角逐"等词语，原本都是车战中战术的专有名词。

25、驾驭战车也好，在奔驰的战车上射箭、搏击也好，都是高难度的动作，战车之间的配合难度就更高了。练习这些本领，原先只有贵族阶层才有这个闲工夫。至于配合战车的那些步兵，并不需要怎么操练，只要在打仗时跟着起起哄，鼓舞一下士气，行军时搬搬扛扛，打打下手，就像桑丘之于堂吉诃德。而到了战国时代，贵族和战车一起没落，步兵的重要性反而与日俱增。对于这些平民出身的步兵，贵族荣誉感根本行不通，为了维持军队的战斗力，连坐一类的法令应运而生，所以我们才会看到《商君书》对"伍"的那种只讲功利而不近人情的严格要求。秦朝以后，随着贵族传统的彻底瓦解，连坐之类的法律也就变得越来越有实用意义了。

26、从贵族车兵到平民步兵的转变，首先是因为田亩制度的变革。这就像现代经济学常说的"外部性"，一项有着既定目标的经济政策难免会产生意料不到的外部性。李克的变法，除了刑法之外，也有农业方面的内容，车兵的衰落和步兵的崛起也与变法有很大关系。仅供读文练习，侵权联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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