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治国靠大道理还是小道理

01、信陵君要定了缩高，软的不行就来硬的，更重要的是，信陵君给出的理由简直无懈可击。就算安陵君和缩高讲得出几分小道理，但在国家存亡的紧要关头，小道理难道不该给大道理让位吗？但是，安陵君竟然完全不管什么国家紧急状态，讲出了一番貌似更大的道理。

胡三省的微言大义

安陵君首先搬出来的是祖宗家法：自己的先祖，也就是第一代安陵君，魏襄王的弟弟，在受封时，魏襄王亲手交给他"太府之宪"，这是每一代安陵君都要遵守的祖宗家法，其中规定：臣弑君，子弑父，都是重罪，绝不赦免。交出城邑投降敌人的人，临阵逃脱的人，也不赦免。

02、安陵君对信陵君说："如今缩高不肯接受您给他的高官厚禄，为的只是保全父子之义。可您却逼着我把缩高绑来，这是公然违抗先王的诏令。我就算死，也不会同意的。"缩高听说之后，又说了一番话："信陵君这个人，蛮不讲理，刚愎自用。我家主君违抗了他，安陵怕要有难了。我既然已经保全了自己的名声，也没有违反臣民应该遵守的道义，又怎么能把我的主君置于险境呢？"于是，缩高来到信陵君使者的住处，拔剑自杀了。信陵君听说缩高的死讯，终于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郑重其事地向安陵君道歉，这件事就算这么过去了。但是，今天的读者一定感到很诧异：难道安陵君和缩高是对的，信陵君是错的吗？信陵君到底哪里做错了？

03、这些问题，不但今天的读者想不通，就连生活在宋元之际的胡三省也想不通。所以，胡三省在《资治通鉴音注》里提出了自己的怀疑，认为安陵君和缩高的表现非常不合情理：安陵君接受的是魏国的分封，缩高是安陵人，当秦军威胁魏国时，只要安陵君还记得魏国是自己的宗主国，只要缩高还记得自己的祖先是魏国人，怎么可能对魏国见死不救呢？结果安陵君和缩高宁死也不救魏国，还都表现出一副正义在手的样子。这样的死，能算死得其所吗？

04、陈垣（yuan2)胡三省(xing3)的千言万语里发现了这段话，认为这是很精辟的论断，并就此做出一番发挥，大意是：死贵得其所。缩高不为自己的宗主国去死，反而为宗主国的仇家去死，这样的死，当然不得其所。胡三省不但看不上缩高，凡是不爱自己的父母之邦，投靠别人，而且效死力的，胡三省通通看不上。比如南宋有一位王积翁，做着宋朝的官，却带着地图投降了元朝，后来做了元朝的使臣出使日本，途中遇害。元朝为他立了庙，还安排他的儿子做官，轰动一时。(《通鉴胡注表微·生死篇第十九》）胡三省应该很鄙夷这个人。

05、陈垣表面上是在揭示胡三省的微言大义，实际上话里有话，讥讽自己身处的这个时代里的汉奸走狗。这里需要交代一下背景：清朝在甲午战败以后，和日本有过一段你侬我侬、如胶似漆的岁月，史称"黄金十年"。日本努力帮扶中国，中国努力学习日本。中国有无数知识青年赴日留学，其中不乏有人在精神上亲近日本，把日本当作精神家园。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精日"。正因为有这一层伏笔在，所以当日本侵华时，有些知识分子并没有把日军当成洪水猛兽看待。在他们眼里，日本侵华并不是蛮族入侵，所以投效日本政府并不等同于南宋人投效元政府和晚明人投效清政府。想象一下，如果把安陵君和缩高放到陈垣的时代里，他们会怎么做？如果把豫让和青荓（ping2)放到陈垣的时代里，他们又会怎么做？胡三省和陈垣又会怎样评价那些二战时期"背叛"并离开了祖国德国的犹太裔科学家呢？

作为存在主义者的苏格拉底

06、学习历史的一个重要意义，就是帮我们看到，道德上的两难背后隐藏着的社会结构的变迁。要想讨论这个问题，让我们先回到"委质"这个老问题上。向谁"委质为臣"，在宗法社会里就意味着向谁效忠，至死不渝。原则上说，委质关系一经确认，就终生不能反悔。但在"委质"之前，是可以选择、斟酌的，也就是说，向谁效忠是个人选择的结果，而不是与生俱来的义务。

07、另一方面，在宗法社会里，最核心的关系是血缘关系。正是从血缘关系出发，才有所谓的大宗和小宗，宗主和宗族。而在一切血缘关系里，父子关系又是最重要的一环。那么，在魏国，乃至于安陵的危亡面前，缩高毅然以保全父子之义为第一，这在宗法关系里完全站得住脚，反其道而行才是礼崩乐坏。至于缩高的儿子，他投靠秦国，被委以重任，即便没有向秦国国君委质为臣，至少在缩高和安陵君这等老派人物的眼里，实在已经相当于委质为臣了。那么，缩高的儿子为秦国坚守管城，不过是在履行古老的义务而已，并没有任何道德瑕疵。就算他守不住城，死在信陵君的手里，也算死得其所，保持了武士的荣誉，缩高应该也不会因此而怀恨信陵君。

08、但是，在胡三省和陈垣看来，对父母之邦的效忠才是一个人更重要的义务。我们必须想到的是，胡三省和陈垣对自己的父母之邦确实怀着深厚的感情，但如果父母之邦将不公强加于他们身上，甚至要他们去死呢？它山之石，可以攻玉，苏格拉底最适合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从柏拉图的对话录《申辩篇》知道，苏格拉底在雅典犯了众怒，被合法的法庭以合法的程序判处死刑。后续事件记载于《克里托篇》，克里托是苏格拉底的好友，既古道热肠又有家财万贯，他制订出一套越狱计划，在探监时讲给苏格拉底听。

09、平心而论，克里托的计划即使不够周密，但也足以救出苏格拉底。因为雅典人其实宁愿苏格拉底逃走，只要他不留在雅典讨嫌就可以了。而在雅典之外，也有不少独立城邦愿意接纳苏格拉底这位名人。意外的是，越狱计划的最大阻力竟然来自苏格拉底本人。当然，苏格拉底这样做，并不是因为认罪伏法。恰恰相反，他坚信雅典对自己的审判是不公的，自己遭受的冤屈并不比窦娥少。但重点是，人在任何情况下都有义务服从国家的法令，难道仅仅因为国家对自己不好，想要自己的命，自己就要背弃它吗？

10、在很多人看来，就算苏格拉底越狱，逃出雅典，以后只要不做危害雅典的事情就行，他何必非要自寻死路呢？但苏格拉底相信两件事：第一，越狱就等于蔑视法律，伤害城邦，如果公开宣布的法律判决可以由私人来取消或者摧毁，城邦也就离灭亡不远了；第二，一个人应当对自己的城邦怀着最大限度的、超越一切的尊重，当然也超越对父母的尊重。苏格拉底这样对克里托说："如果你不能说服你的城邦，那么你就必须服从它的命令，安心接受它给你的任何惩罚。"

11、如果放到20世纪，这就是一个经典的存在主义命题：到底本质先于存在，还是存在先于本质？但是，苏格拉底竟然也是一个"存在主义者"。这要得益于古希腊特殊的政治格局：古希腊是一个城邦林立的世界，每一座城邦基本就是一个小国，各有各的文化、风俗和政治体制。周游世界因此成为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自由民可以遵从自己的心愿，喜欢哪里就定居在哪里。

12、所以苏格拉底认为，自己作为雅典公民，并不是因为自己碰巧出生在雅典，而是自己选择了雅典，和雅典的法律达成了一种契约关系。这个契约是自己在毫无压力和误解的前提下，又经过了深思熟虑才签订的，如果自己对这项契约有所不满，或者感到不公，那么当然可以拒绝签字，并且可以离开雅典，去找自己心仪的城邦定居。但契约签订之后，无论发生什么，都绝不更改。

13、苏格拉底的观念放在今天能不能被认同呢？苏格拉底生活的时代大约和豫让相同，他又会不会认同豫让的观念呢？至少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从《资治通鉴》的笔法来看，司马光重新塑造了豫让，并对缩高和安陵君给予了认可。但这又让胡三省和陈垣感到不满。无论如何，都无法找到一个皆大欢喜的方案。我们绕了一大圈，从豫让延伸到缩高和安陵君，又牵扯出胡三省、陈垣和苏格拉底，看到每个人的观念、行为背后的社会、理据和疑点。最终的结论是什么呢？这个结论需要大家自己去思考。

第一段"臣光曰"为什么重要

14、晋阳之战尘埃落定，豫让之死标志着智瑶一方再也没有了反击能力。那么接下来，硕果仅存的韩、赵、魏三大家族又会有怎样的发展呢？《资治通鉴》依次交代，先说赵家的事情。

原文：

襄子为伯鲁之不立也，有子五人，不肯置后。封伯鲁之子于代，曰代成君，早卒，立其子浣为赵氏后。襄子卒，弟桓子逐浣而自立，一年卒。赵氏之人曰："桓子立，非襄主意。"乃共杀其子，复迎浣而立之，是为献子。献子生籍，是为烈侯。魏斯者，桓子之孙也，是为文侯。韩康子生武子，武子生虔，是为景侯。

晋阳之战以后的韩、赵、魏三家

15、前文提过，赵无恤秉承父亲的遗志，一举夺取了代国，那么按照封建制度，应该安排一个亲近人选把他分封到代国，做代国的国君。赵无恤定下来的人选是哥哥伯鲁的儿子，就封之后，称为代成君，但没多久就过世了。赵无恤更加需要考虑的是自己的继承人问题。但是，虽然他有五个儿子，却一直不肯确定继承人的人选。似乎赵无恤始终记挂着英年早逝的哥哥伯鲁——毕竟依照嫡长子继承制，伯鲁才是赵家族长位置的合法继承人，而不是赵无恤。赵无恤对哥哥大概一直有些愧疚，所以到了最后，他选定的继承人不是自己的儿子，而是代成君的儿子赵浣。

16、赵无恤过世之后，谥号为襄，称为赵襄子。赵家人提到他时，称为襄主，意思是谥号为襄的主君。古人的称谓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史料里的赵襄子、赵无恤、无恤、赵襄主、襄主，指的都是同一个人。赵无恤有个弟弟，谥号为桓，称为赵桓子。赵桓子赶跑了赵浣，自己当了赵家族长。但他竟然也不长命，接班仅仅一年就过世了。赵家人非常尊重赵无恤的权威，于是杀了赵桓子的儿子，把流亡在外的赵浣接了回来，这就是赵献子。赵献子死后，儿子赵籍接班，这就是赵烈候。再看一下和赵烈候同时代的魏、韩两家：魏家的族长名叫魏斯，称为魏文侯，是魏桓子的孙子；韩家的族长名叫韩虔，称为韩景侯，是韩康子的孙子。

17、《资治通鉴》写到这里，才呼应上本卷开篇的第一句话："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这就是说，魏斯、赵籍、韩虔三个人原本的身份是"晋大夫"，是晋国的高级贵族，而周威烈王跨过了晋国国君，直接把他们三个人封为诸侯，从此，三人在名义上就可以和晋国国君平起平坐了。"三家分晋"到此正式完成，又因为韩、赵、魏三大强国都是从晋国分裂出来的，所以合称"三晋"。那么，晋国国君这时候在做什么呢？《资治通鉴》没有交代，这里简单介绍一下。这时的晋国早已经名存实亡，晋国国君晋烈公和他的父亲、祖父一样，形同傀儡。但晋烈公还有一部分可以简单控制的土地，还要再等两代人的时间，晋国的末代国君晋静公才被废为庶民，韩、赵、魏才瓜分完晋国的最后一点土地。

18、司马光写这段历史，先把名义上的"三家分晋"事件提出来，用来开宗明义，然后跟了一段长篇大论的评论性文字，评论之后再追叙"三家分晋"的前史。本书为了方便理解，跳过了司马光的那段评论，先把"前史"讲完，再回过头来分析《资治通鉴》全书第一篇"臣光曰"。

《资治通鉴》的第一段"臣光曰"

19、原文：

臣光曰：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受制于一人，虽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莫敢不奔走而服役者，岂非以礼为之纲纪哉！是故天子统三公，三公率诸侯，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贵以临贱，贱以承贵。上之使下，犹心腹之运手足，根本之制支叶；下之事上，犹手足之卫心腹，支叶之庇本根。然后能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故曰：天子之职莫大于礼也。文王序《易》，以乾坤为首。孔子系之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言君臣之位，犹天地之不可易也。

20、这段"臣光曰"是《资治通鉴》的思想纲领。如果我们想用最短的时间系统性地理解儒学，看这段话比看一部《论语》还要清楚明白。司马光首先抛出论点："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层层递进，突出"名"是重中之重。到底什么是名？"公、侯、卿、大夫是也。"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名就是身份。为什么说身份最关键呢？司马光开始论证：天下那么大，人口那么多，却都受一个人的统治，即便是出类拔萃的勇士和智者也要服从统治者的安排，这都是因为有礼作为约束。

21、以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可以推测司马光想错了，错把结果当成了原因。而且，不管有礼还是无礼，人类组织都会形成寡头结构，这是群居动物的天性所决定的。德裔意大利籍的社会学家罗伯特．米歇尔斯提出过一个经典的"寡头统治铁律"，认为即便是民主化倾向最强的组织，也难逃寡头统治的命运。

22、其实不仅在成人世界，即便是儿童群体，我们也会看到同样的情况，甚至猴子、狒狒和猩猩等灵长类动物群体同样存在着壁垒森严的等级结构。问题是等级结构不可能一成不变，随着个体成员之间的强弱消长，成王败寇的戏码总会上演，正所谓"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司马光向往的政治结构是礼制恒久远，每个层级上的个体都安守自己的本分，不做非分之想，这样自上而下、逐级管理就变得简单、自然。但如果某位平民就是不服气，想追问一句："凭什么我就不能当皇帝呢？"这是司马光必须面对的问题，该怎么解决呢？必须援引政治哲学的权威意见，先是周文王，再是孔子：周文王给《易经》的六十四卦排序，以乾卦和坤卦作为开头，这是有深意的。孔子这样解释："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已陈，贵贱位矣。"

23、儒家相信，《易经》的创作过程，有所谓"人更三圣，世历三古"(《汉书·艺文志》)，意思是说，《易经》是由伏羲开创，周文王发挥，最后由孔子完善成书的，是三个时代的三位大圣人的智慧结晶，非常了不起。这个说法当然并不可靠，但重要的是，在很长时间里，人们对此笃信不疑，《易经》因此有了超乎寻常的权威性。在司马光看来，周文王把乾、坤两卦排在六十四卦的开头，是因为乾象征天，坤象征地，天和地的关系是一切关系的基础。那么，天和地到底是什么关系呢？孔子的解释是，天和地的关系是尊和卑的关系，天是尊贵的，地是卑贱的，尊卑关系一经确立，世界的秩序随之确立。人际关系自然应当遵循宇宙秩序，让尊贵、卑贱之人各安其位。

24、这也属于一种"天人合一"的逻辑，认为社会规则应当模仿自然规律，换句话说，只有和自然规律一致的社会规则才是合理、正确的社会规则。自然界既然尊卑有序，人世间也应当尊卑有序。这里所谓的"尊"，没有褒义，所谓的"卑"，也没有贬义，都是对客观现实的客观陈述。如果说这样一种论证在今天看来依然有什么合理性的话，那就是任何一个人类组织最终都会自然分出层级结构。但问题是，谁都没有各安其位的义务。而司马光非要把各安其位论证为一种与生俱来的义务。

25、当然，我们无法否认，假如人人都真诚地把各安其位当成一种义务，社会就会变得高度稳定。从管理学角度讲，只要君主有能力为这份义务打造出一个合法性神话。让社会的每个成员都笃信不疑，视之为天经地义，那么，这应该就是司马光心目中的理想政治了。但现实世界往往不如人意，历史上有过太多"君不尊、臣不卑"的事情，以下犯上不但经常发生，而且经常可以取得成功，这该怎么解释呢？这就要怪人们对礼的意义缺乏重视，听任实力为王，最终导致礼崩乐坏。

26、还有一个更加严峻的问题：如果暴君在位，臣民该怎么办？难道只能服从尊卑秩序，俯首帖耳地任他宰割吗？儒家圣人体系里的商汤王和周武王不都是以下犯上，改朝换代的人吗？难道他们非但不是圣人，反而是乱臣贼子吗？这是儒学体系里的一个经典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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