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081】
读物本·《资治通鉴》周威烈王(二十二)
作者:绮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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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转载】读物本 / 现代字数: 5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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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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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简介

《资治通鉴》,一部影响深远的史实经典,向来被称为帝王之书。我们该以何种方式读懂它?在熊逸的带领下,让我们走进它,去领略历史的魅力。本文仅供读文练习,侵权联删

更新时间

首发时间2024-07-22 18:06:53
更新时间2024-07-22 18:1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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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本正文

周威烈王(二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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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农业改革的目的是民生吗

01、公元前589年,《资治通鉴》起始年的186年前,齐国在新筑打败了卫国,新筑大夫仲孙于奚救出了卫国的主帅,凭借这份功劳拿到了曲县(  xuán )和繁缨(pán yīng)的赏赐,这都是属于诸侯才能有的待遇。这件事还有后续,李克的农业改革就要从这里谈起。

田垄和战车

02、话说卫国吃了齐国的亏,不服气,找晋国求援:您是江湖大佬,小弟被齐国打了,您可不能不管!晋国想的是:对啊,我是江湖大佬,我要有担当,哪有不平哪有我!走,打齐国去!

03、但齐国毕竟也是大国,不好打。晋国为此出动了空前的兵力——八百乘,兵车足有800辆。春秋时代著名的鞌( ān )之战就这样打响了。作为决战地点的鞌,大约在今天山东济南的西郊。齐国战败求和,晋国提出了两个很苛刻的要求:第一,要齐国国君把亲妈送到晋国做人质;第二,要齐国把国内的田垄都改成东西走向。

04、第一个要求在当时的社会很常见。但第二个要求就很奇怪了。田垄的走向原本是根据土地情况来的,既有东西向的,也有南北向的。很多人读史书,都不明白晋国为什么偏要改齐国田垄的走向。要解这个迷,得了解山川地理,还得了解当时的社会背景。要知道,晋国和齐国地理位置一西一东,晋国如果想进攻齐国,行军路线是由西向东。那时候打仗主要靠战车,如果晋国的兵车经过南北向的田垄,就必须减速,否则一步一个坎,颠簸起来受不了。如果齐国的田垄改成东西走向,就等于给晋国的战车修了一条超宽的高速公路。可见战车虽然很厉害,但它的机动性会受到田垄走向的影响。随着时代的发展,田垄对兵车的影响越来越大。

05、周朝的农业制度是著名的井田制。井田制到底是怎么回事,后世已经无法彻底弄清,但至少可以确定的是,井田的耕作方式很像农村公社。所谓井田,顾名思义,田亩的划分就像"井"字一样,横平竖直,规规整整。在平原地带,不难规划出既广袤又规整的农田,边边角角的地方都可以不要,反正地广人稀,种不过来那么多地。早先国与国之间也没有明确的边界,模糊地带非常多,任凭野草自然生长。广袤的农田上,既有公田,也有私田,私田的收成归自己,公田的收成归领主。可想而知,谁都没有积极性,为了提高公田的收成而多出力。领主通常的办法是派出监工,通过监督来保证收成。

06、这样的土地格局,可以让战车所向披靡。两军决战,基本上就是编好阵型的战车在旷野上对冲,一天之内就能结束战斗,一战定胜负。在战车的隆隆声里,世界悄然发生着变化。弱肉强食的厮杀过程中,一方面诸侯国越来越少,一方面存活下来的诸侯国越来越大。要想做大做强,就需要更多的粮食和更多的军队。

07、怎样才能得到更多的粮食?抢地盘和开荒都是办法,但有了土地还不够,还需要提高农业人口的生产积极性。那就不要什么井田了,不如包产到户收租子。另一方面,种地确实比以前轻松,而不大需要集体协作了,因为牛耕在推广,铁器也普及了。铁质的农具不但耐用,而且价格便宜。生产力一提高,人们就想占有更多的生产资料,边边角角的土地都利用起来,见缝插针,开荒的积极性也大大提高。但是这样一来,田垄肯定到处都有,横七竖八。

尽地力之教

08、李克的农业改革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李克对农业的改革有一个核心纲领,叫作"尽地力之教",意思是说,要把土地的潜力充分开发出来。怎么充分开发呢?首先是精耕细作,其次是杂种五谷,万一哪一种农作物遭受病虫害,至少还有其他几种农作物安然无恙。田垄的空当也必须利用好,多种瓜果,发展副业。住宅旁边也要多种桑树、果树和蔬菜。

09、李克为什么要"尽地力之教"呢?这显然需要一个前提,那就是能用的土地都用完了,连边角地块都不剩了。实在没有可以开发的新土地之后,精耕细作才会变成当务之急。而当土地已经被开发利用到这种程度,井田制时代的横平竖直的规整田垄所剩无几,未被开垦的模糊地带也消失了。从中我们不难理解战车为什么会走下坡路了。

10、"尽地力之教",带动了农业发展。粮产量提高当然是好事,但好事总会伴随着麻烦,那就是谷贱伤农。价格永远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粮食大丰收了,供大于求,价格卖不起来,农民收入减少,生产积极性受挫,第二年谁还愿意继续精耕细作呢?

11、粮食属于需求弹性很低的商品,薄利也很难多销,毕竟人的饭量有限,不可能因为粮价腰斩,每天的饭量就能翻倍;如果遇上天灾,粮食减产,就算卖出天价,人也不能不吃。所以李克要让政府干涉市场,利用政府的粮食储备能力来稳定粮价,这就是所谓"平籴(dí)法"。

12、平籴(dí)法把丰年和灾年分别分成三等。丰年时,政府按照丰年的相应等级出钱购买余粮,不让农民吃亏;灾年时,政府按照灾年的相应等级平价出售存粮,不让百姓挨饿。平籴(dí)法很有开创意义。后来历朝历代搞的均输平准和常平仓之类的措施,都是从平籴(dí)法的思路变化来的。

寓兵于农

13、从结果上来看,"尽地力之教"和"平籴(dí)法"的确促进了魏国百姓的民生,不过李克主导的魏国变法,重点还是在富国强兵。《淮南子.人间训》里记载了一个故事,主人公名叫解扁,在魏国东部担任地方官。他有一次呈报账目,治下的地方财政收入竟然增加了3倍。于是财政官请求魏文侯嘉奖解扁。国土既没有扩大,人口也没有增加,收入突然增加了这么多,是怎么做到的呢?

14、财政官说,是解扁让当地百姓利用冬天农闲时间上山砍树,等到春天,再把砍下来的木材顺着河道运出去卖,所以才有了额外的收入。但魏文侯说:"老百姓春天要播种,夏天要耕耘,秋天要收割,只有冬天才能休息。如果连冬天也让他们干活,这是要把他们累死啊,财政收入增加3倍又有什么意义呢?"

15、这个故事不能简单地解读成魏文侯是个体恤民生的好国君。要知道,在战国时代,冬天的农闲时间可不是休息的时间,而是练兵的时间。随着战车越来越不适应新时代的战争局面,传统的武士道也随战车一起衰落,国际局势的压力又大,诸侯的主要兵源已经从贵族变成农民了。农民的优势在于,一来人数多,二来主要充当步兵,训练成本很低。如果按照解扁的管理方式,农民就变成了职业农民,只搞生产,不管打仗,那么打仗的任务就只能交给职业军人了。

16、战国诸侯确实都在发展职业军队,军人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待遇高,福利好,但毕竟人数不能多,道理很容易理解:专职打仗的人越多,就意味着搞生产的人越少,在打仗和生产之间必须找到一个平衡点。所以真到打仗时,职业军人只是一小部分,军队主力还要依靠征兵,让农民放下农具,拿起武器,一起打仗。农民在冬天不但需要休息,还需要搞军事训练,这就叫兵农一体,寓兵于农。

17、早在礼崩乐坏之前,周朝人就有"三时务农而一时讲武"的传统,冬天就是练兵的季节。不过那时候练兵,主要是贵族武士进行训练,而到了新时代,农民兵的地位急转直上。作为步兵,虽然不需要什么军事技能,但必须训练出组织性、纪律性,因为在战场上,只有令行禁止、动作整齐才是取胜之道,个人武艺无足轻重。李克的《法经》,就是用军政的思路来治理民政,军政和民政在当时可以说是一回事。

吴起为什么会杀掉妻子

18、就在魏国搞兵农一体、寓兵于农的同时,军官却开始走向职业化,文职和武职开始分家。当时魏文侯手下大将中,最强的一位便是吴起。

杀妻求将

其实,吴起最早是卫国人,后来到鲁国做官,立了战功,再后来才来到魏国。

原文:

吴起者,卫人,仕于鲁。齐人伐鲁,鲁人欲以为将,起取齐女为妻,鲁人疑之,起杀妻以求将,大破齐师。

那么问题来了,一个在鲁国立了赫赫战功的人,怎么会投奔魏国呢?这还得从吴起在鲁国的经历讲起。

19、鲁国的北境紧挨着齐国的南境,两国经常打仗。这一次,齐国军队又杀过来。鲁国人知道吴起能打,想让他带兵与齐国作战,但又对他不太放心,因为他的妻子是个齐国女人。吴起明白鲁国人的疑虑,果断做下了一件青史留名的大事:杀妻求将。吴起杀了妻子,向鲁国表明忠心。从此以后,"吴起杀妻"和"乐羊食子"成为一对可以配套的典故。

20、吴起终于如愿地做了鲁国将军,大败齐国军队,但他遇到了和乐羊一样的困境:功劳虽然有了,但人品不再被信任。有人到国君那里进谗言,给吴起编排的第一条罪名是:吴起以前在曾子门下学习,母亲去世了却不回家服丧,这还是人吗?所以,曾子跟他断绝了关系。

21、这件事有个疑点,当时鲁国的情况和晋国差不多,有三大家族,合称"三桓",早就把国君架空了,所以不管是谁,到国君那里进谗言都没意义。所以最有可能的是,谗言是说给"三桓"听的,"三桓"也真的听进去了。鲁国虽然也已礼崩乐坏,但毕竟是孔子的故乡,在所有诸侯当中,对礼制传统最重视,算是矮子里的将军,所以才会对不给母亲服丧这种事看得格外重。不过,进谗言的人把吴起的师承关系搞错了。吴起是曾子他儿子的学生。曾子的儿子叫曾申。这一点,从《史记》到《资治通鉴》都搞错了。

22、曾子,名叫曾参,"参"今天通行的读音是( shēn )。前文说过,古人的名和字通常是相关联的,根据曾子的名和字的关系推断,"参"字可能原本读 (cān )。为什么呢?曾参,字子舆。"舆"就是车的意思。春秋时代,一辆车用几匹马拉,不同的级别有不同的规矩,大夫一级的车有三匹马拉,叫作"参舆"(cān yú)。把"参舆"这个词拆开,就成了名参,字子舆。而曾子的儿子,名申,字子西。在十二地支当中,"申"在方位上正对应着"西"。"申"和"西"是取名字的一套经典搭配,《左传》里有好几个"名申,字子西"的人物。

吴起的身世

23、那么问题来了:曾子西分明是一位儒家学者,吴起怎么成了武将呢?而且,作为儒门弟子,吴起为什么拼着断送学业的风险,顶着巨大的舆论压力,就是不回去给母亲送葬呢?很遗憾,《资治通鉴》对这些事只字未提,所以,我们有必要求助一下《史记》。

24、在《史记》中,吴起的身世是通过某个讨厌吴起的人讲出来的,不知道有没有添油加醋。大体来说,吴起出生在一个富有的家庭,但他为了求取功名,周游列国,把偌大的家业败得精光。街坊邻居笑话他,他就把人家杀了,杀了三十多人,所以必须出国避难。

25、和母亲诀别时,吴起咬破手臂发誓,说做不了高官就绝不回国。出国之后,吴起先在曾子西门下进修,没多久就因为不回去给母亲服丧,被老师逐出师门。吴起这才流窜到了鲁国,开始学习兵法,后来就有了杀妻求将的事。(《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26、从这段记载来看,吴起的出身虽然富,却不贵,不然单凭血统,就能论资排辈、做上高官了。他的人生目标非常明确,就是想要成就一番事业,为此不惜牺牲一切。不回家给母亲服丧倒也合理,因为一来这时候的他还没有混出名堂,不衣锦,不还乡,二来老家的人基本全是仇人,回家就等于送死。按理说,吴起被逐出师门,就等于在儒家圈子里坏了名声,肯定混不下去了。但是为什么他偏偏又去了儒家大本营鲁国?更可疑的是在鲁国学兵法,鲁国哪有什么兵法可学呢?

不是兵书的兵书

27、最有可能的情况是:吴起的兵法是跟曾子西学的,只不过这些兵法通常并不被人们当成兵法,甚至连曾子西也不认为这是兵法。这套不是兵法的兵法,就是儒家经典《左传》。说起兵法,我们通常只会把《孙子兵法》这种书当成兵法,但如果手边只有一部《孙子兵法》,就算倒背如流,其实也不知道该怎么打仗。真正带兵打仗,不是只懂谋略就够的,还要懂很多技术性的、具体而微的东西。所以,反而是一些表面上和兵法毫无瓜葛的作品更有实战指导意义。

28、古代西方,虽然没有像《孙子兵法》一样的兵书,但有几部书常被当作兵法来参考。比如恺撒写给罗马元老院的年度工作汇报,恺撒叫它《手记》,后人将其改名为《高卢战记》,里面有非常丰富的作战细节,甚至包括如何传递信息,怎么给士兵发放口粮,敌人的武器装备有什么特点等。

29、这些技术细节都来自亲身的实战经验。举一个小例子,有一次面对强敌高卢军队,恺撒先把自己的战马放走,又命令全军把战马放走,让每个人都没有逃生的希望,必须死战到底,然后再做战前动员,士气高昂地投入战斗。再看对面,高卢人手持盾牌,结成了密集的方阵。罗马军队怎样才能把方阵打散呢?投掷标枪。

30、如果我们单凭想象,会觉得由盾牌严密防护起来的步兵方阵完全不是标枪能突破的,投过去的标枪反而会被对方捡起来反投。而事实是,高卢人的盾牌很容易就被标枪穿透,但穿透之后,铁质的枪头变弯,没法伤人。这种情况,如果不经过实战,谁也料想不到。还有更想不到的,那就是枪头弯掉之后虽然伤不到人,但也拔不下来,整个标枪会嵌在盾牌上。对于单手持盾的高卢人来说,这是个很大的累赘,最后索性扔掉盾牌,全身毫无防护。这样一来,原本的方阵毫无意义,很容易就被打散了。

31、和恺撒时代相近的人,如果需要带兵打仗,多读这些内容,显然要比读那些抽象的谋略来得实用。恺撒从高卢回来,又和庞培打内战,把战争经过写成一部《内战记》。后人把以上两部书和另外三部作者不详的小战记合编,统称《恺撒战记》,内容包括运用谋略、排兵布阵、稳定军心、保障行军速度等,简直就是一部军事百科全书。

32、还有一部《长征记》值得一提,作者色诺芬是苏格拉底的学生,生活的时代和吴起相近。这部书记载的是色诺芬跟随希腊雇佣军远征,又被推举为指挥官,带领全军长途撤退的经历,充满战术细节,所以经常被军人当作兵书来读。

33、《恺撒战记》和《长征记》的性质属于工作汇报、见闻笔记、回忆录,在今天又被归入历史类,具有巨大的历史研究价值,但在有心人眼里,它们都是兵书。《左传》也一样,名义上是帮助读者理解《春秋》的辅导书,在分类上既可以归入经,也可以归入史,不同的时代会给它不同的地位,但在有心人看来,这部书里有太多丰富详细、面面俱到的作战描写,对军人来说很有参考价值,所以历代名将有不少都是《左传》爱好者。

34、按照《史记》里讨厌吴起的人的说法,吴起在曾子西的门下并没有学习多久,但是,在刘向记载的《左传》师承系统里,吴起是曾子西的正统传人,也就是《左传》之学的第三代学术掌门人。吴起大约没有把《左传》当成儒家经典来学,而是当成兵书来学习。后来吴起把《左传》传给了自己的儿子,由此可见他对这部书的在意程度。

35、清朝学者姚鼐(nài)研究了《左传》后,怀疑吴起为魏文侯、魏武侯两父子做事,不惜篡改《左传》,给魏氏家族大说好话。(《左传补注序》)姚鼐(nài)是桐城派古文大师,中学语文课本有他的散文游记《登泰山记》,还讲过他的"义理、考据、辞章"三位一体的写作观。但是,姚鼐(nài)对吴起和《左传》的判断虽然有义理、有辞章,但考据功夫并不充足,只能说是推测。这个推测是否可信,我们姑且不论,但它至少可以作为一个环境证据,说明直到清朝,像姚鼐(nài)这样的学者依然并不怀疑吴起就是《左传》之学的正统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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