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的1910：刺客的道路

文/ 李远江

        1910年1月1日，北京，琉璃厂火神庙夹道。

        当天色微明的时候，从东北园一路走来几个青年学生，在他们年轻的脸上透出的却是超出同龄人的成熟与坚毅。这一切，都让他们与这条暮气沉沉的老街显得格格不入，以致擦肩而过的人们不由得要多打量他们几眼。他们的目的地就在火神庙夹道，那里有一家尚未开张的店铺，看上去他们就是这家店铺的主人。

        他们到底是什么人，打算做什么生意？

        细心的人能够听得出来他们说的是广东和四川方言，偶尔还会说几句日语，男子都没有发辫，唯一的女子也穿着非常西化的时装，看上去大概是从日本归来的留学生。这几年清政府大搞新政，到日本留洋的学生数以万计，北京街头走过一群留洋学生倒也算不得什么新鲜事。但是，他们无一例外的南方口音，却难免让人担心他们会不会就是这些年在南方大搞武装暴动的革命党人。

        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猜测，但是街坊们实在看不出这些人有什么出格的举动。一个多月后，“守真照相馆”正式挂牌营业，一下子吸引了不少猎奇的围观者。照相馆里的照相机、摄影间、摄影作品都对来客开放，唯一神秘的地方就是院里有个永远关闭的小屋，主人称之为暗室，偶尔会散发出化学药品的异味，据说是冲洗照片的地方。相对于琉璃厂满大街的古玩字画，照相机不但是吸引眼球的时髦玩意儿，更是地地道道的高科技，若不是这些留洋学生，整个琉璃厂大街恐怕还真没几个人摆弄得了。高科技和留学生，两个不正常的事物凑在一起反倒变得一切正常了。

        然而，这群人的确不是什么生意人，他们的真实身份是南方各省通令缉拿的革命党人。为首的是孙中山的得力助手、同盟会评议部部长兼《民报》总编辑汪精卫。他们来北京的目的也不是经营照相馆，而是利用照相馆的暗室秘密制造炸弹，用以刺杀清朝政府高官。为了方便，他们在附近的东北园租下了一处民宅，作为居住和密会的地点，因此，从东北园走到琉璃厂是他们每天必经的路程。

密谋

        从汪精卫等人有组织的行动不难看出，这场暗杀行动绝不是年轻人一时冲动的产物。事实上，这次暗杀行动的确有不得不为的原因，而汪精卫已经为此秘密谋划了很长一段时间。

        此前数年，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组织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一开始，革命党人精神振奋，东京的同盟会会员“莫不激昂慷慨，怒发冲冠，亟思飞渡内地，身临前敌，与虏拼命，每日到机关部请命投军者甚众”（孙中山《建国方略》）。然而，此后多次起义均告失败，特别是1908年河口之役失败后，革命党内出现了浓厚的悲观情绪。“举目前途，众有忧色，询及将来计划，莫不欷歔叹息，相视无言”（孙中山《建国方略》）。

        不但如此，起义一再失败，大批年轻有为的革命志士血洒疆场。或许是出于对青年学生的爱惜，抑或是借机打击革命派，保皇派领袖梁启超撰文批评孙中山等人是“徒骗人于死，己则安享高楼华屋”的“远距离革命家”，革命党在群众中的声望一度大为下降。

        更有甚者，以章太炎、陶成章为首的浙江籍同盟会会员又发动了大规模的“倒孙运动”。公开指责孙中山贪污公款，历数孙中山的十四条罪状，要求同盟会罢免其总理职务。

        保皇党的冷嘲热讽，革命党内部的派系斗争，革命派的悲观失望，三大困难叠加在一起，坚毅者，如孙中山、黄兴则继续奔走呼号，筹划新的武装起义；急躁者如汪精卫则忍无可忍，转而寄希望于简便易行的暗杀行动，借此反击保皇派的攻击，重振士气，唤醒民众。

        虽然也曾主张暗杀，但孙中山坚持认为，只有武装起义才能推翻清朝统治。长期追随孙中山的汪精卫自然心知肚明。于是，他并未与同盟会领袖孙中山和黄兴商量，便于1909年1月14日乘法国邮船潜离新加坡，前往香港，准备北上谋杀清朝重臣。汪精卫的行动引起了挚友胡汉民的注意。

        在同盟会中，汪精卫与胡汉民交情最深，此前两人也曾多次探讨是否应该组织暗杀的问题。为阻止汪精卫飞蛾扑火，胡汉民立即把情况汇报给了同盟会庶务长黄兴。黄兴随即电告孙中山，然后联名发电报劝阻，并同时安排香港的同盟会会员冯自由务必截住汪精卫。汪在九龙码头登陆时，被早已等候的冯自由抓个正着。鉴于几位同盟会主要领袖都反对暗杀行动，而自己也尚未做好准备工作，汪精卫只好顺水推舟，暂时中止了暗杀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