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一线城市的对比

1.城市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人赖以生存的地理空间，中国古代城市大部分是从政治城市，即都城发展起来的。作为古代城市的最高层次，都城是妥妥的"强一线城市”。在冷兵器时代，都城选址首先要考虑军事防御，定都地势险要而非四战之地；其次，要选择水陆交通便利的地方，便于物资集聚；从经济发展和税赋征收的角度，要立足于农业发达地区，便于控制大量人口。另外，地质条件、气候条件以及地震、干旱等自然灾害较少也是重要的考虑因素。

2.以上述条件来对比长安、开封、临安和北京这四座不同历史时期的一线城市，可以发现他们既有相同点又有不同点，从相同点来看，他们都是政治性城市，有成为首都的各种有利条件，比如地理形势、经济基础和统治依托；不同点是城市发展起源不完全一样，自然禀赋各有差异，城市规模大小不一，这些不同点对城市房价有较大的影响。唐代的长安和明代的北京可以归于一种类型，即政治因素和人为规划对城市布局结构的影响很大，整个城市宏大严整，体现了权力的强大意志。

3.开封和临安则是另外一种类型，他们都是从州城上升为都城，缺少整齐划一的规划，城内斜街、斜桥众多。临安更是“临危受命”成为南宋的首都，宫城狭小局促。但开封处在隋唐大运河南北喉嗌的核心地带，“镇压齐鲁、控引江淮”；临安背靠富庶的江南，南宋各地的财赋通过浙东运河和江南运河集聚于此，两者都具备强大的经济优势。从城市建设规模来看，长安城占地面积84平方公里，是四座城市中面积最大的。北京内城面积35.58平方公里，嘉靖后期修筑了南面的一段外城墙，后来因缺钱草草收场，原本计划中的回字形变成了凸字形，面积变成59.43平方公里，位居第二。

4.开封城面积57.58平方公里，和嘉靖后期的北京城面积接近，屈居第三。最小的是临安城，面积不到15平方公里。我们再来看看四个城市的人口数量。古代人口问题基本上是一笔糊涂账，即使权威如六卷本的《中国人口史》，对某些历史时期的人口估测也不得不采取一些模糊处理，或者将有些争议数据全都开列以供研究者参考的方法。古代人口数据不准确，除了登记手段不完善、需要动员的资源过大之外，逃避赋役是重要原因。虽然史籍所载的人口数据不够准确，但我们还是可以根据现有研究成果对四个城市的人口数量进行一个大致的估测。

5.长安城在中唐时期的人口数量，我们可以根据安史之乱前后全国户籍人口变动情况进行推算，天宝十三载(754)全国户籍人口910万户，安史之乱后全国户籍人口最低时只有130 万户，最高时为500万户。1500万户只占全国户数最高时的55%,由此推测中唐时期长安城的人口数应不超过55万。《中国人口史》第四卷对嘉靖后期北京人口数的估算为120万人，与前文天启元年北京城市人口100万的估算相比，多出了20万。对于开封的人口数量，学者们的争议较大。有学者认为"北宋东京最盛时有13.7万户、150 万人左右”。

6.若开封城内有150万人，则人口密度高达2.61万人/平方公里。正常情况下，按13.7万户、户均6人计算，人口数大约为82.2万人，再考虑到禁军及家属、宫廷服务人员，若以120万人来测算，则开封的人口密度为2.08万人/平方公里。这在以单层四合院为主的宋代恐怕很难达到。《中国人口史》第三卷估算临安城内的人口在八九十万人，城外人口四十万人，这样算出每平方公里5.3万人显然太高了。按包伟民先生的测算，淳祐年间临安城内的人口数大约是32万。

7. 不过，上述估算并非完全可靠，因为古代城市规模的大小可以通过城址考古得到相对精确的数字，而人口的消失却很难再次进行数据复原。不过通过估测还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大致的图谱:即长安、北京、开封和临安的人口密度是逐渐增大的，房价也基本是逐渐升高的。这不只和城市建设规模有关，也与朝代的经济发展程度有关，更体现了中国古代经济从东西两级逐渐向南北两级演变的趋势。从唐代的长安—洛阳，到宋代的开封—洛阳，明代的北京 —南京，这三个朝代的主副都、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分离也遵循类似的演变趋势。

8.从前一节我们得出一个初步结论:南宋徽宗时期临安的房子最贵，明代中后期北京的房子最便宜，宋代中后期开封的房价也远高于唐代中后期的长安。这个结论是否可靠，需要进一步的验证。由于跨越历史周期，各个朝代所用的货币形式和购买力都不样，在对比历代房价之前，首先需要统一货币单位并进行购买力评价。我们可以将各个朝代的房价统一按白银来计价，购买力的评价将以米价的变化作为参照。唐代物价有一个波动过程，银钱比价在各个时期不同。盛唐时期是一个低物价时代，史料上说开元初年米价每斗仅三钱，一石米只需30 文，这大概是丰年时期的情况。

9.正常年份的一石米的价格大约200文，换算成公石为336 文，相当于黄金两公分。盛唐物价低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国内太平，生产增加；二是钱币不够，通货紧缩。安史之乱后大唐王朝的子民们经历了一段物价暴涨、货币贬值的苦日子，到了白居易和韩愈生活的中唐时期，物价有所回落，但仍比唐朝前期高很多，米价每公石在1000文左右，银钱比价为1:1000。白居易在长安的房子大约150万钱，折合白银1500 两。宋代经济发达，铜钱的铸造额是唐代的10倍到30倍，如果抛开会子、交子等纸币或准纸币的恶性膨胀不讲，有宋一代，货币数量总体是和经济相匹配的，但还是有一些通货膨胀。

10.我们先来看米价，北宋最初的一百三十多年，即10世纪70年代到11世纪末的平均米价大约每公石520文，11世纪后半每公石米价上升到875文，比唐代初期高，但比中唐之后要低。到了宋徽宗政和二年米价达到每斗120文，宋斗要比唐斗大12%左右，换算成公石米价为1800文，高于唐代中后期的米价。到北宋末年，每公石米价已经飙涨到12200 文。进入南宋之后，米价又逐步下跌，最低时大约1420文，正常年份在2000至3000文，南宋灭亡前又升到11600文。北宋前期每两银子合铜钱七八百文，嘉祐年间每两值1000文，徽宗时期1两白银可以兑换1500到2000文，南宋大部分时间都在3300文左右。

11.整体上看，宋代白银的购买力比不上唐代。三苏父子在宜秋门里花500万文购买的宅院，当时价值白银5000两，假设这座房子在徽宗时没有卖掉，已经涨到750万，若他们这座房子与白居易的房子大小相同，苏氏父子则需要花费三四倍的价钱才能在京城定居，由此可见唐宋两朝买房难度大不同。1545年美洲波托西银矿的发现，对明代的中国无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此之前，明代的白银购买力相当高，如十五世纪前半叶每公石米只需要10.84公分银；即使到了1561至1570年间，米价也不过22.60 公分银，对比唐后期的33公分银，宋徽宗时期的37.3公分银，还是很便宜的。

12.明代米价便宜并非生产力提高，从人均GDP来看，以实物(米)测算，北宋1121年是7.5石米，明万历时期(1580年)是4.8石米；以白银为单位计算，两者分别为7.5两和2.88两。以白银作为计算单位的人均GDP比以实物计算要低，说明经济运行中通货不足。因而明代前期物价低廉与白银不足、通货紧缩有关，到了后期美洲白银渐次涌入才引起物价的轻度上涨。上一节对明代北京的房价有一个估计，即普通百姓的小四合院购买价格应不超过200两，中级官僚和一般商人的住宅应在300至1500两，特权阶层的豪宅应在2000两以上。

13.若以白居易的房子为例，在唐代的长安值1500两，在北宋的开封需要花5000两以上，在明代的北京估计只需要花费不到1000两就能买到。假设我们不光肉身能够穿越，而且可以携带钱财，到唐宋和明朝买房，需要携带多少白银呢？当然我们现在搬砖挣的是人民币，先要进行换算。在我写作此节时白银现货价大约每干克5800元，即每克5.8元，白银1两按37.3克计算。若穿越回大唐和白居易做邻居，买上一座他那样的房子，需要白银1500两，合计人民币324510元；若穿越回大宋和苏东坡做朋友，那需要准备白银5000两，合计人民币1081700元。

14.若穿越回大明王朝，买一座大宅子，混一个北京户口，那需要1000两银子，合计人民币216340元。当然实惠一点的也有，花200两银子买一个比傅尚志家稍微阔气一点的新居只需要43268元。明代北京的房子实在便宜，估计好多人想穿越。不过且等等，如果考虑到居住环境，您可能要打退堂鼓。那时北京的天空可没有如今的"首都蓝”，环境卫生估计会让很多人大呼吃不消。先看看当时的人自己是怎么形容的。明末彭孙贻在《帝京十二咏》写道:"长安佳丽地，宝马间雕轮。车马所践场，遗矢相因陈。条风一动物，吹作五色尘。既上侍中貂，亦满丞相茵。薰衣少香令，秽形无壁人。粪壤为百和，牛溲剂五辛。此中驰骛者，不厌汙车巾。" 

15.这首诗比较长，稍微解释下:诗中长安是意象，代指当时的帝都北京；侍中和丞相对仗，代表高官，这里可看作行人；汙通污。诗中大意是:北京是个好地方啊，马路上车来车往，好不热闹，只是车马所经过的地方，牛粪、马粪都叠加在一起，有碍观瞻。大风一起，地上的尘土混合空气中的各种秽物，化作五色灰尘。高官们穿上华美的貂衣出门，一会儿头上绿草成茵。爱美女士熏衣服都不用香料了，反正风沙一起，女神也会变成女神经。这些粪土混合物似乎可作调料，还可以做药引。出门在外，就不要太讲究了，脏抹布也可以作擦汗巾。

16.从欧洲远游而来的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对此更有深刻的感受:"北京很少有街道是用砖或石头铺路的，也很难说一年之中哪个季节走起路来最令人讨厌，冬季的泥和夏季的灰尘同样使人厌烦和疲倦。由于这个地区很少下雨，地面上分离出一层灰尘，只要起一点微风，就会刮入室内，覆盖和弄脏几乎每样东西。为了克服这种讨厌的灰尘，他们就有了一种习惯，那或许是任何其他地方都不知道的。这里在多灰尘的季节，任何阶层的人想要外出时，不管是步行或乘交通工具，都要戴一条长纱，从帽子前面垂下来，从而遮蔽起面部。" 

17.明代的北京户口您可能也不敢要。按照大明政府的规定，除浮居客商外，凡置有产业房屋的寓居人户，一律附籍京县，编入坊铺，一体当差。明代北京人所承担的赋役很多，还时常受到城市多头管理部门的骚扰，如五城兵马司、锦衣卫、附郭县府、工部街道厅等等，所以到了明代后期，"土著之家多不乐应役，不得已，移之流寓之民，而彼实又多豪有力，托之城社，无敢问者。于是乎城内外总甲、保甲非无籍少年，则卑琐乞流已耳。”

买房之前的考察

地段，地段，还是地段

18.房地产界有一句名言:第一是地段，第二是地段，第三还是地段。对购房者而言，选择合适的地段买房是一件很伤脑筋的事。地段太差，居住环境和配套不理想，让你没法下单；地段太好，房价高不可攀，只能“望房兴叹”。选择地段是一门学问，也是对所在城市规划思路的深入理解。古人在城市规划方面受两个因素的影响比较大：一个是普遍遵循《周礼，考工记》中的记载: "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意思是说:营建国都，城墙应作正方形，每边长九里；每边各三个城门；城中有纵横交叉的大道各九条；南北向道路宽九条车轨；东面建祖庙，西面建社稷坛，前面是朝，后面是市。

19.这些规定对于都城建设规模、道路尺度和平面布局都提出了刚性要求，以符合封建时代的礼制秩序。另一个是在规划设计中，十分讲究天人感应，相信风水学说。长安在关中平原的核心地带，地形上有“五原、六岗、八水、十一池"之说。古人依据风水理论，认为整个长安城由北向南有一条龙脉贯穿，其中龙头在龙首原处。东西走向的六条土岗与其纵横，地势自北向南渐次升高，地面形状犹如《易经》乾卦的六爻。这"六爻”依次为:初九"潜龙勿用”，在龙首原，属皇家禁地，唐高宗时在这里建设的皇家果园，后来被喜爱音乐的唐玄宗改成著名的“梨园”。

20.九二"见龙在田”，是皇帝居住的地方，在大明宫高岗一带。九三"君子乾乾”，在兴庆宫南岗一带，布置百官衙署。现在这个地方建有兴庆宫公园，对面是西安交大，成为进德修业的好地方。九四“或跃在渊”，在草场坡一带，达官贵胃、商贾集市多汇集于此。现在这个地方建有陕西省图书馆和体育场增长知识、强健体魄，与"或跃在渊”十分相合。九五"飞龙在天”，在乐游原一带，位置和风景绝佳，风水太旺，凡人不能住，留给菩萨道君，所以在此修了青龙寺。

21.李商隐曾在此地登高吟诗，空海也曾在青龙寺里研习佛法，上九"亢龙有悔”，在少陵原一带，属于六爻高岗末端，所谓"物极必反，盛极必衰”，帝王驾崩之后，由阳转阴，高陵大冢多埋葬于此。风水堪舆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是在科学尚不发达的情况下，古人认识世界的一种方法论，其中有关建筑平面布局、建筑景观环境的看法即使以今天视角来看，仍然有一定的科学道理。长安城有"西富东贵”一说，城西由于大唐西市带来了国际贸易的繁荣和财富流动，商人们多定居于此，而城东则是高官显贵和文人们的集聚地。

22.韩愈在长安打拼30年，最后在城东的靖安坊买了房。白居易在长安租房18年，一直在朱雀大街以东的常乐坊、新昌坊、昭国坊等处打转，后来在新昌坊买了房。在这里买房的还有韩白两人共同的好友姚合。元宗简的房子也在城东的升平坊。当初白居易和元宗简曾约好一起买房做邻居，结果白居易受财力所限，全部身家只够在新昌坊买一个面积稍小的二手房。白居易后来搬家时写了一首诗:"莫羡升平元八宅，自思买用几多钱。"不要羡慕元宗简那个房子了，也不想想人家花了多少钱。总感觉有点酸溜溜的。

23.当时这些文坛大佬，为什么都喜欢扎堆在城东？从地势上说，朱雀大街以东的里坊因为地势较高，且地形整体较为平坦，有漕水流经，水源充足，较街西的里坊自然环境更好，也更适合居住与生活。地形起伏带来的居住环境变化和体验感不同，不光体现在官员们的住宅上，连皇帝的“住宅”也不例外。比如唐高宗李治有风湿病，原来办公的太极宫位置地势低、潮气重，后来便在高岗地带修建了大明宫，从此以后高宗和武后就长期在那里办公了。地势高低还会影响水质。

24.姚合原来租住在常乐坊，后来买房到新昌坊时写了一首诗:"日客常乐坊，井泉浊而咸。新屋新昌里，井泉清而甘，"常乐坊靠近东市，莫不是东市里的污水排放不达标，污染了周边里坊居民的水源？大约在元和至长庆年间，一众文坛大佬扎堆在城东的数里之地。韩愈、元稹居住在靖安坊，白居易和姚合居住在新昌坊，元宗简居住在升平坊，柳宗元居住在亲仁坊。只有张籍大概还住在延康坊，每次聚会时就数他路途远，经常起个大早，赶个晚饭。白居易被贬江州司马离京时，张籍特意前来看望，这让老白很感动: "怜君将病眼，为我犯埃尘。远从延康里，来访曲江滨。" 

25.城东文人们的聚会通常是由社交达人姚合组织的。姚合是一代名相姚崇之后，虽久居下僚，但性格很好，与各类权贵、文人十分相熟，唯一的苦恼就是聚会时不能同时请到韩愈和白居易两人。韩愈当年是一代文宗，领导的“古文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对于元稹和白居易发起的"新乐府运动”不以为然，认为元白诗"浅近直白”，难登大雅之堂。最难以接受的是，白居易竟然瞧不起李杜。在给好友元稹的长信《与元九书》中，白居易大发议论，说杜甫的诗比李白的好，但是呢，"可传者千余首，其中的佳作"亦不过三四十首”。

26.韩愈的偶像是杜甫，这可把他惹毛了，立马写诗反击，在《调张籍》诗中，韩愈内涵了白居易一把:"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把元白形容为愚昧的群儿、渺小的蚍蜉，骂得确实有点狠。韩愈给张籍写诗骂白居易，虽然反射弧有点长，但可以避免直接开战有辱斯文。张籍当年还是文学青年的时候曾得到过韩愈的热心指导，与韩愈亦师亦友，同时张籍也与白居易交好，大概因为这个原因，张籍才成为双方的传声筒。张籍看，这可不行，便与姚合商量，想办法让两位大佬冰释前嫌、搞好关系。

27.在张姚两人的策划下，第一次聚会在杨尚书的林亭里举行了，人数不多，只有韩愈和张籍等人，白居易没有参加。席上韩愈写了一首名字特别长的诗《早春与张十八博士籍游杨尚书林亭寄第三阁老兼呈白冯二阁老》:"墙下春渠入禁沟，渠冰初破满渠浮。凤池近日长先暖，流到池时更不流。“又是“兼呈”，又是"渠冰初破”韩愈小心翼翼地遣词造句，既怕别人尴尬也怕自己尴尬。白居易对韩愈暗送秋波自然明白，便和诗一首《和韩侍郎题杨舍人林池见寄》: "“渠水暗流春冻解，风吹日多不成凝。风池怜暖君谙在，二月因何更有冰，"男人间的表达也这么含蓄，只能说"文人就是矫情！"